近代居士佛教的典范-陈健民对在家学佛的启示

参、陈健民与藏传佛教上师的关系

　　《佛教禅定》中，陈健民说：「许多显密两宗的师傅我都是先在梦中或定中见到，这些与我命中注定有师徒之缘的师傅共有卅七位。由于篇幅所限，我就不进一步叙述他们的品格与教示了。他又说：「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有些我追随过的上师是名闻遐迩的，但大多数我从之受法的上师都是少有人知而住在荒僻的山野，身边只有寥寥可数的几个弟子，或者甚至没有弟子。有些不是祖古（亦作图库；转世喇嘛），但经由此生精进的修持，而创立一支法脉的传承。这类的上师所传出的教法却常常是最深奥的。」这两段话都指出，想要了解陈健民全部三十七位上师名字与背景并不容易。

　　笔者查诸《曲肱斋》有关在各师前来汉地弘法先后的记载方面，《事业手印教授抉微》提供的线索是：「蒙古有多杰格西及白喇嘛来汉地传授黄教密宗。……先师诺那呼图克图，师曾受大江南北各省居士之迎请。当其离汉返康，又介绍木雅活佛、先师贡噶仁波切传授大法，……。其后，又有根桑、登尊札巴两位萨迦派上师传法。……。其后，色卡取札老喇嘛亦来川、滇，……。余因此发心赴德格……，编为《恩海遥波集》，大都由八帮亲尊仁波切传钞主译。」

　　这段文字所说诸师前来汉地的时间先后是：多杰格西及白喇嘛，但这两位师父不是陈健民所亲承的。此后依序是诺那呼图克图（1865-1936） 、贡噶仁波切（1893-1957），根桑、巴登札巴两位萨迦派上师，色卡取札老喇嘛。至于到西康德格后，则亲近八帮亲尊仁波切（1896-1945）。以下笔者基本上也是随顺这个顺序来说明陈健民和藏传佛教上师间的关系。

　　在皈依太虚大师之后，陈健民学习藏传佛教的第一位上师，是一位汉人出家法师－－大敬法师（？ -1935），传授他蒙古多杰觉拔格西所传的格鲁派教法，时间是在1933年左右。《曲肱斋尺牍》中，陈健民自述说：「民国22年至23年 （1933-34），开始学习黄教密宗。蒙大敬法师传授多杰尊者所编《密乘法海》百零八法。」

　　当时陈健民仍在中学任教兼秘书工作，因为上师是出家众，所教授的教法无法在家中修持。为了开始他的修行生涯，他不惜搬到寺院去。从参与居士林活动，自阅藏经的闻思阶段，开始他的佛法修持。在那几年内，利用课馀之暇，过着严守戒律的精进生活。《佛教禅定》中，他自述：「依照 （大敬法师）他的传承，他的教导着重在严守戒律及四加行。因为住在家中无法修习此等，所以我就住到了我师傅的寺庙里去。约莫二、三年的时间，我圆满了前三个加行——十万个大礼拜，十万遍的皈依发心以及十万遍的忏罪百字明。我每天清晨三点就起床修法，一直修到九点，那是该去教书的时刻了。第四项加行是供曼达十万遍，在那儿我没有足够的时间完成。在那寺庙里，我只做完一万遍的献曼达。到现在我仍然努力于修补此项以达圆满（当然即使献曼达还没有圆满修完，通常可以像陈先生一样，同时进修其他更高深的法）。由于当年所立下的此等良好基础，使我日后的学法至今皆没有障碍。」

　　陈健民一生中所实际参学的格鲁派上师，除大敬法师以外，并不明确。在他的藏传佛教学习生涯中，其师承主要是以宁玛、噶举为主，这可能是和格鲁派是以出家僧伽为主的教派有关。上述描述，也显示出一般在家佛教徒如果在修行上比较精进，往往会过度到一种类似出家的生活。

　　不过因为格鲁派大敬法师的关系，陈健民又接触到了藏传佛教宁玛派，他的第一位宁玛派师傅是位在家上师─诺那呼图克图，在《佛教禅定》中，陈健民自述「我的师傅（大敬法师）听说有一位宁玛派的大修行人住在江西省，就是诺那呼图克图。他放弃了西藏政府的官职，过着隐士般的生活。当大敬法师去见他时，他知道来者看似谦卑，其实内心很骄傲，因为他的弟子广布中国各地。我想诺那呼图克图一定有传他一些法，可是他回来后，对我们却是只字不提，不把这些教法传给我们。我知道由大敬法师处，学不到更多的教法，因此就决定亲自去见诺那呼图克图。」

　　因为求法心切，想要进一步探究佛法的陈健民，终于无法仅仅满足大敬法师的教导，决定另访明师。而在家上师对居士生活的观点与态度，自然和出家众不同，因此虽然陈健民以学法为第一要务。但诺那呼图克图在传法之外也以其神通智慧告诉他禅的重要性，同时不要忽略在家居士的家庭生活面。陈健民自述：「诺那上师通常能预告将来的事情。他预言我会有两个女儿，要我恢复正淫及吃荤。他也教导我要学禅，因为禅的悟境很深邃。」

　　在诺那上师的指导下，陈健民的佛教正见很快就在1935年，有了突破与确立，《佛教禅定》中他自述说：「从诺那上师的关房返家以后，我对于『因缘法亦空』及『恶行也含空性』的道理颇有疑惑，于是便利用（1935年） 学校放春假的三天时间，把自己关在（长沙高中）学校宿舍内，不饮食，也不出房门大小便，起坐唯思空性之理，再依师诀习定。在第三天早晨，我突然看到南天竺（印度）的铁塔，这是金刚萨卅的隐境，龙树菩萨由此塔取出《大日经》及《金刚顶经》，并得到金刚萨卅的亲自传授。此时我得到了个决定见——『整个都是的，没有二话说』。从此我对于（空性）真理再无任何疑惑。这是有点证到了正见。」

　　诺那呼图克图在1936年圆寂于西康。此后，陈健民主要依止的上师是贡噶呼图克图，贡噶呼图克图第一次到汉地弘法是受诺那呼图克图之托，时间在1935 年，地点就在成都与重庆，1937年到庐山是为了主持诺那呼图克图的灵塔开光。依《大手印教授抉微》所说：「本人坚辞汉藏教理苑事，赴庐山依止贡师。」陈健民正是在1937年辞去重庆汉藏教理苑工作，到庐山去追随贡噶呼图克图的。后来在1939年，陈健民更进一步前往西康追随贡噶呼图克图，所以《曲肱斋尺牍》有：「民国28年（1939），……，赴西康学法兼闭关。」

　　至于陈健民之所以要去西康学法的原因，原本是要从贡噶呼图克图出家的，《曲肱斋文四集》附录一〈陈上师闭关细谈〉说：「我原来是要跟贡噶师父回藏出家做喇嘛。」这应是陈健民在多年显密佛法修学之后，透过亲身的修行体验，对佛法的义理与实践完全肯定，从而认为在家居士的身份，已不能满足他想要做一位专业修行者的理想，所以想要以出家身份专心修行。

　　不过因为经济上的因素，陈健民1939到1940年的第一次西康求法之行，并未如愿出家。但他在学法之馀，做了几个月的闭关。《曲肱斋短笛集》山居类便有 「己卯（1939）冬登贡噶雪山胜乐坛城闭关百日。」后来又从木雅贡噶山到了和贡噶呼图克图同属噶玛噶举派的德格八帮寺去，《曲肱斋文三集》就很清楚的说：「余在西康居留较久之木雅乡贡噶寺，及德格之八帮寺，……。」他在八帮寺主要是从出家的八帮亲尊仁波切学法，为此作有〈亲师启请颂〉「德格广宣妙法要，特授不共大灌顶，灌尽五百多宝尊，学海无尽前顶礼。」

　　陈健民的八帮寺之行不止一次，1941到1942年间他又去了一趟，并且从 （第十六世）DBFW（1924-1981）与酱养亲尊仁波切得到灌顶。因此在《曲肱斋文三集》中就载有「辛巳、壬午间，余留学西康德格八帮寺，依DBFW及其酱养亲尊仁波切，……。」

　　此外，陈健民也在八帮寺的香巴噶举派关房闭关学法，拜师惹那多吉与卡鲁仁波切 。在与萨迦派的接触上，曾师事根桑泽逞、登尊札巴、宗沙亲尊仁波切 （第二世宗萨钦哲蒋扬却吉罗卓，1893-1959）47 等上师。

　　陈健民的上师虽然很多，但是相关记载并不完整，无法进一步探究与本文有关的议题。因此笔者将直接进入下一节，从陈健民佛法修学历程对在家学佛的启示中。

肆、陈健民佛法修学历程对在家学法的启示

　　首先，在皈依太虚大师之后，尽管形式上已经是一位佛教徒，并开始研读佛典，但因为缺乏出家师父的常驻指导等因素，陈健民的内心仍排回于佛教与道教之间，甚至他自我检讨，认为自己曾破过皈依戒。在《佛教禅定》中，陈健民自述：「当时我心中仍在道功与佛教之间徘徊。我的看法是小乘很好，但不能助我延寿。虽然我已皈依佛门，在遇到能传我延寿道功的师父李龙田时，我实际上破了皈依戒。他年事虽高，却是一张童子脸，据说他已廿年未曾进食。原本我不相信，可是和他共住了几天后，我亲证了这个传闻。我依他的教导修习，而得到很好的成果。」

　　笔者以为这个问题，不仅仅是佛教与道教间的差异，同时也是显教与密教间的差异，那就是汉传佛教显宗，在修身方面，未能提供充份的善巧方便，因此陈健民有如此的困惑。但是修身的方法在藏传佛教并不陌生，而这也是陈健民认为，有必要进一步从藏传佛教学习身心修持法的重要原因。所以在《曲肱斋光明法藏》中，有「本人曾学习七派拳法」的记载。

　　第二点，居士学佛如果太过投入，在过着半出家生活的同时，往往会面临无法顾及家庭与经济的问题。例如，陈健民知道由大敬法师处，学不到更多的教法，因此就决定亲自去见诺那呼图克图，把跟随诺那上师学法视为第一要务。当时他的妻子是无法接受的，而无法接受的原因有其现实生活上的考量。这个问题，陈健民也忠实地记载下来，他在《佛教禅定》说：「决定亲自去见诺那呼图克图。并且不顾家中的困难真的做了。在我带着一些钱离开以后，我太太去向大敬法师哭诉，说家中缺钱。但我认为应该暂时抛置这类世间的顾虑。」

　　显然在这时候，他已将佛法的追求列为人生的第一目标。因此他后来有追随贡噶呼图克图出家的想法，并不令人意外。但这次他没有真正出家的原因，仍是经济因素。

　　1937年，当陈健民辞去汉藏教理苑教职，到庐山追随贡噶呼图克图时，他仍是在家居士的身份，不顾自己的生活，放下家庭等一切俗务，一心出离专修学法，特别是陈健民为了学法，吃苦耐劳，是很受到贡噶呼图克图的嘉许和鼓励的，甚至主动为他传授灌顶。对此，《曲肱斋知恩集》说：「民国丁丑，余辞世界佛学院汉藏教理苑事，赴匡庐，依贡噶金刚上师专心学佛。上师知余之辞卸，曾拒觉该苑全师生开会挽留之热情，又知余既无叔伯，又缺兄弟，上有双亲，下有弱子，此来依师，不顾家庭负担，及自身生计，具大决心，献身密乘，颇嘉余志。相依数月，见余承事，不避卑贱，提便壶、出粪桶，冒雪亦为之。……乃自动为授密勒祖师大灌顶，感天空现虹瑞相。」

　　同样是不顾自己的生活，放下家庭等一切俗务，一心出离专修学法，但是当陈健民在1939年，想要到西康追随贡噶呼图克图出家时，他的舍弃世俗经济等俗务，却成为他出家的障碍。《曲肱斋文四集》说：「当时我不知道要先找施主解决在庙上的生活佛，因此贡师以我生活费用无著不能破例而拒绝了我。贡师回川的船都快开了，我还在哭求，……。」

　　问题的关键在于藏传佛教与汉传佛教出家生活，在经济来源上有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汉传佛教出家后，一般可以依靠寺方供给衣食；但藏区生活困难，藏传佛教寺院都是要自备饮食的，一般出家众都是由家人或是施主支持，否则就要自己赶经忏、做法事。陈健民事先不了解这个文化差异，因此才会被以经济条件不足而拒绝。

　　第三点，汉藏佛教的居士地位是有差异的。例如，陈健民想要依止贡噶呼图克图出家，但贡噶呼图克图实际上是一位在家上师。依照一般汉传佛教的想法，在家人是不能为人剃度的。其实在藏传佛教也是如此，在家人当然不能为人剃度出家，但在家上师可以是寺主─寺院领导者。至于出家众的剃度与诵戒等僧事，可以另请寺院方丈（堪布）主持。因此陈健民想要依止贡噶呼图克图出家，与其说是要贡噶呼图克图为他剃度，不如说是他想要加入贡噶寺僧团，以就近依止贡噶呼图克图学法。

　　接续第三点问题，必须提及第四点启示，那就是藏传佛教修学佛法有成的在家居士，可以担任上师一职，为人传法。因此藏传佛教对佛教教授师资的认定上，并不完全以在家或出家为根本考量，而是以其学识、修持为重，这点也和汉传佛教略有差异。

　　例如，陈健民在多年努力后，在1941到1942年间，第二次到八帮寺时，已经是学法有成的了，因此噶玛噶举派的领袖—DBFW便曾在大法会上，公开鼓励、嘱咐陈健民可以为人传法，为佛法的传扬尽一份心力。这件事在陈健民的〈DBFW启请颂〉注4中说「DBFW曾于莲师会供大坛城中，授以铃、杵、佛龛及传法白衣，上书咐嘱传法之语甚详。」

伍、结论

　　本文在悉心整理与分析《曲肱斋》里面，陈健民自述1959年大陆政局变化以前的学法历程后，发现做为知识份子的陈健民，他的宗教启蒙事件和道教典籍中的修道、长生等有关。他对太虚大师的认识，最初是透过太虚大师的着作而来。由于陈健民所处时代，湖南的居士佛教正方兴未艾，因此他一开始是以居士代表的身份，藉由书信结识太虚大师的，蒙太虚摄受进而皈依的。1929年皈依太虚以后的陈健民，主要的修持法门是以净土法门为主的，并依照汉传佛教的习惯，在饮食上茹素，至于断正淫、不妄语等，可以说是他对自己道德戒律的高度要求。

　　在经典的研读上，陈健民首先从《华严经》入手，对〈净行品〉所说日常生活中的菩提心修持，特别感到受用。在读诵经文之外，抄写经文、辗转流通这些汉传佛教常鼓励弟子行持的方式，也是他所热爱的。不过这段时期，陈健民在佛教知识的吸收上，主要是自己阅读大藏经。在湖南长沙以外，陈健民与太虚大师的关系，因为1935年，太虚法师电嘱赴重庆汉藏教理苑，教授中国文学。而延续到四川重庆，直接参与、协助了太虚大师的僧伽养成事业，以居士的身份，为佛教教育尽一份心力。

　　在皈依太虚大师之后，尽管形式上已经是一位佛教徒，并开始研读佛典，但因为缺乏出家师父的常驻指导等因素，陈健民的内心仍排回于佛教与道教之间，甚至他自我检讨，认为自己曾破过皈依戒。这个问题，不仅仅是佛教与道教间的差异，同时也是显教与密教间的差异，那就是汉传佛教显宗，在修身方面，未能提供充份的善巧方便，因此陈健民有如此的困惑。但是修身的方法在藏传佛教并不陌生，而这也是陈健民认为，有必要进一步从藏传佛教学习身心修持法的重要原因。

　　1933年，陈健民从一位汉人出家法师─大敬法师 （？ -1935），开始学习藏传佛教，得到蒙古多杰觉拔格西所传的格鲁派教法。当时陈健民仍在长沙中学任教兼秘书工作，因为上师是出家众，所教授的教法无法在家中修持。为了开始他的修行生涯，他不惜搬到寺院去。从参与居士林活动，自阅藏经的闻思阶段，开始他的佛法修持。在那几年内，利用课馀之暇，过着严守戒律的精进生活。显示出一般在家佛教徒如果在修行上比较精进，往往会过度到一种类似出家的生活。显然在这时候，他已将佛法的追求列为人生的第一目标。

　　居士学佛如果太过投入，在过着半出家生活的同时，往往会面临无法顾及家庭与经济的问题。像陈健民知道由大敬法师处，学不到更多的教法，因此就决定亲自去见诺那呼图克图，把跟随诺那上师学法视为第一要务。当时他的妻子是无法接受的，而无法接受的原因有其现实生活上的考量。

　　因为求法心切，已过半出家生活的陈健民，无法仅仅满足大敬法师的教导，决定另访明师─诺那呼图克图。诺那呼图克图是在家上师，对居士生活的观点与态度，自然和出家众不同，因此虽然陈健民以学法为第一要务。但诺那呼图克图在传法之外，也以其神通智慧告诉他禅的重要性，同时不要忽略在家居士的家庭生活面。

　　1937年，当陈健民辞去汉藏教理苑教职，到庐山追随贡噶呼图克图时，他仍是在家居士的身份，不顾自己的生活，放下家庭等一切俗务，一心出离专修学法，特别是陈健民为了学法，吃苦耐劳，是很受到贡噶呼图克图的嘉许和鼓励的，甚至主动为他传授灌顶。1939年，陈健民在多年显密佛法修学之后，透过亲身的修行体验，对佛法的义理与实践完全肯定，从而认为在家居士的身份，已不能满足他想要做一位专业修行者的理想，所以想要到西康追随贡噶呼图克图出家，以出家身份专心修行。

　　这次虽然同样是不顾自己的生活，放下一切，但是陈健民舍弃世俗经济等俗务，却成为他出家的障碍。问题的关键在于藏传佛教与汉传佛教出家生活，在经济来源上有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汉传佛教出家后，一般可以依靠寺方供给衣食；但藏区生活困难，藏传佛教寺院都是要自备饮食的，一般出家众都是由家人或是施主支持，否则就要自己赶经忏、做法事。陈健民事先不了解这个文化差异，因此才会被以经济条件不足而拒绝。

　　从在家的陈健民在藏传佛教的学习上，是以宁玛与特别是噶举派的学习为主的。这和当时汉藏教理苑以法尊为主等出家僧伽，到西藏多是学习格鲁派有所不同的特色上。笔者还发现汉藏佛教的居士地位的差异性。例如，陈健民想要依止贡噶呼图克图出家，但贡噶呼图克图实际上是一位在家上师。依照一般汉传佛教的想法，在家人是不能为人剃度的。其实在藏传佛教也是如此，在家人当然不能为人剃度出家，但在家上师可以是寺主─寺院领导者。至于出家众的剃度与诵戒等僧事，可以另请寺院方丈（堪布）主持。因此陈健民想要依止贡噶呼图克图出家，与其说是要贡噶呼图克图为他剃度，不如说是他想要加入贡噶寺僧团，以就近依止贡噶呼图克图学法。

　　而这个对在家居士地位的肯定，产生藏传佛教修学佛法有成的在家居士，可以担任上师一职，为人传法的事实。因此藏传佛教对佛教教授师资的认定上，并不完全以在家或出家为根本考量，而是以其学识、修持为重，这点也和汉传佛教略有差异。

　　总上看来，本文在从陈健民居士的求法历程中，厘清他和汉传佛教僧侣的关系，与藏传佛教上师的关系，及汉藏佛教在僧伽经济与居士地位等问题，及居士学佛在家庭与经济兼顾上的困难，来具体体现他与近代汉藏佛教交流史上，对居士佛教的启示的企图上，可以说是达到初步成果了。

　　更重要的是，陈健民修学佛法的心路历程与一路的遭遇，不管是佛教与外道教法、佛法与家庭经济生活、在家出家间等等的抉择，以及汉藏佛教文化间的差异，都是现代所有在家居士可能会面临的切身问题。因此，藉由陈健民一生以居士身份刻苦修行的典范，相信对居士佛教在家学佛者们，一定有所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