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争气,不要生气

  一九三七年,日本出兵侵略华北,在杭州经商的父亲于返乡途中突然失踪,根据判断,应该是在枪林弹雨中丧生了。我家本来贫穷,遭此变故,一门孤寡更是受尽邻里欺负。母亲却从来没有自怜自艾,反而以坚强的语气鼓励我们四个稚龄的子女:“孩子们,我们要争气,不要生气!”我听了以后,下定决心要力争上游。

  那时家乡的经济十分落后,往往要摆渡到运河对岸采购日常用品。然而自从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没有人肯为了赚一两毛钱而冒着生命的危险渡河。那年我才十岁,看到这种情形便自告奋勇,将衣服一脱,往头上一扎,跳下湍急的河流里,不一会儿的功夫,就将大家所需的用品买办齐全。乡人们常竖起大拇指称赞道:“李家的二小子真不简单!”看到母亲绽开欣慰的笑容,我默默地告诉自己:“我还要更加争气!”

  次年,我搀着病弱的母亲离乡寻父,路过栖霞山寺,在偶然的机缘下,我答应寺里的大和尚披剃出家。母亲知道我意向坚决,只好含着眼泪,独自回乡。望着她孑然的身影渐渐消失在眼前,我在心中呐喊:“母亲!您放心好了,我会争气的!”

  刚到丛林参学时,由于年纪还很小,我什么都不懂,常常被同学取笑。这时,母亲的话浮上心头:“我们要争气!”于是,我加紧用功,发心工作,果然获得了许多赞美。

  初摸索写作时,也有一段令人难忘的心路历程。有一回,老师出的作文题目是“以菩提无住直显般若论”,虽然当时连题目都看不懂,还是非常用心地写了好几张作业纸。老师阅毕发回,评语栏中写着两句诗:

  两只黄鹂鸣翠柳,

  一行白鹭上青天。

  同学们看到,在一旁嘲笑:“老师的意思是不知所云啊!”

  下一次的作文课,题目是“故乡”,我认真地构思布局,在交出去前看了又看,自觉是得意之作,数天后发回,老师的评语又是两行诗句:

  如人数他宝,

  自无半毫分。

  先前写得不好,是不知所云;这篇写得好,却被误会有抄袭之嫌。虽然如此,我并没有生气,也没有泄气,反而更加细心地观察事物,揣摩思考。经过一番努力之后,我的佳作频出,老师渐渐对我刮目相看,有时还在课堂上予以褒奖。这时,我随手涂鸦的小诗数篇也陆续在报端披露,更是受到瞩目。我更加深信:受到挫折委屈时,只有自己努力争气才有用处。

  或许因为我是家师志开上人唯一的入室弟子,他对于我总是分外严厉。记得有一回,我受到一位师长的责罚,家师知道我受了委屈,遣人叫我去问话。在一番开导之后,问起我的近况,我坦然告诉他,衣单不全,纸笔不周。他不但没有给我丝毫安慰,反而端起桌上的一杯茶,说道:“你以为没有钱,我就会给你吗?明白告诉你,我把喝茶的茶叶钱省下来给你,你也用不完,但我就是不给你。什么道理,我现在不说,你将来自然会明白。”

  另一次,我在焦山佛学院读书时,全身生满了脓疮,无钱医疗,在等死的状况下,我强耐病痛,写了一封信给家师,报告我的近况。没想到家师回信的第一句话竟然是:“你那装腔乞怜的信,我已收到。”

  面对这些事情的当下,心里的确也感到有些委屈,但是事后仔细反省,我觉得家师是真正爱护我的,如果他对我和颜悦色,百般安慰,乃至给我钱用,让我生活过得舒适一点,我会很欢喜,他看了也会很高兴。然而,他却故意反其道而行,为的就是要我学习在遇到挫折困苦的时候,能够坚强忍耐,自我争气啊!

  一九五五年,当我撰写的《释迦牟尼佛传》出版时,浮现在心中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要呈给家师指教。由于当时海峡两岸来往困难,我只有辗转托人由香港带到大陆,直到家师有了回音,我才放下心中悬宕的石头。我这样煞费苦心,为的就是要让他老人家知道:我是争气的弟子,我不会让他失望!

  一九四九年我初来台湾时,善导寺一张八人座的圆形饭桌,却围坐了十五六个人,我常常知趣地默然离去。

  在走投无路之下,我想到或许可以去基隆某寺找我过去的同学。当我们一行三人拖着疲惫冰冷的身躯,冒着寒风细雨走了半天的路程,好不容易到达山门时,已是下午一点多钟。寺里的同学听说我们粒米未进,已经一天,赶紧请我们去厨房吃饭。可是就在这时,另外一个人说话了:“某老法师交代,我们自身难保,还是请他们另外设法好了!”当我正想离开之际,同学叫我等一等,他自己拿钱出来买了两斤米,煮了一锅稀饭给我们吃。记忆中最深刻的是,当时捧着饭碗的双手已经饿得不停颤抖。吃完稀饭,向同学道谢以后,在凄风苦雨之中,我们又踏上另一段不知所止的路程。

  由于这段刻骨铭心的经历,我立下誓愿:日后我一定要普门大开,广接来者。结果,二十年以后我实现了愿望,先后在台北设立普门精舍、普门寺。我教导所有的徒众都必须善待信徒香客,直到现在,佛光山的每个分院都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那就是每一餐必须多设两桌流水席,方便来者用斋。对于前来挂单的出家人,则一律供养五百元车资。在现代社会里,虽然清茶淡饭、杯水车薪也许不算什么,但是自信诚挚的心意却是无价的。

  后来,我在佛光山开办中学、幼稚园,乃至佛教杂志,也都以“普门”为名,凡此都是取其“普门示现”之意,希望徒众都能效法普门大士的精神,接引广大的众生

  我常常在静夜里回忆往事,想到当年的一些同道们在生活的压力和人情的难堪之下,愤而另作打算,如今不少人潦倒落魄,心中真是不胜感慨!

  至此我坚信,所谓的“争气”,并不是争一时的情绪,而是争千秋大业;所谓的“争气”,更不是求一己之私利,而是求众生之福祉。

  也就因为这一份为教为众的认知,时时在心湖里激荡起澎湃的浪花,我一生从来不因眼前的挫折阻挠而怨天尤人,或失望退缩。

  过了两年,我受聘担任第一届台湾佛教讲习会的教务主任。当时民风保守,一些人又担心我的观念太新,会把学生“带坏”,讲习会从新竹搬到台北后,就不再请我教书。甚至后来圆融尼师创办东山佛学院时请我教书,也终因道源长老的反对而作罢。

  我想到与其和他们争论,倒不如自己到别处去争气,所以,我决定暂时放下文教工作,勇敢地面对大众,走上社会弘法的道路。

  我并不为个人的荣辱得失感到生气,只是目睹教界的短视近利,不免感到遗憾。为了佛教的发展,为了众生的福祉,我只有另辟天地,自我争气。

  “路遥知马力”,“疾风知劲草”。当年大家嗤之以鼻的“人间佛教”理念,如今已成为教界一致认同的目标。这十年来,我马不停蹄地应各地信众请求,在五大洲巡回弘法,甚至世界各地的佛教团体也经常邀请我参加相关的活动。

  我以自己的坚持与努力证明了:当我们遭逢横逆时,既不需要哀求怜悯,更不需要愤怒抗争。以愿心为动能,我们一样可以逆流而上;化悲愤为力量,我们依然能够拨云见日。

  只要自己肯争气,我们尽可以不卑不亢,择善固执,因为自助而后人助,辛苦的血汗不会白流,大众的肯定终将为我们的努力作最佳的证明。

  政治的导向与观念的偏差,往往也使得弘法工作的推展倍增困难,最明显的例子,如三十年前的台湾,只准基督教人士四处传教,对于佛教的弘法活动却不予认同,即使自己出钱制作电视节目,也遭有关单位驳回,说和尚不可上电视。有一回,我问他们:“连续剧中不是常有和尚出现吗?”所得到的答案竟然是:“那是假和尚,可以说法,真和尚不可以说法。”令人啼笑皆非。我告诉自己:“总有一天,我一定要扭转这种不公平的待遇与似是而非的观念!”

  经过多年的努力,我终于在一九七九年首开先例,制作台湾佛教史上第一个弘法节目。此后,由“甘露”到“信心门”,由佛经讲座到“星云禅话”,由“每日一偈”到“星云法语”,我游走三家电视台,非但邀约不断,而且从过去自掏腰包的自制到现在电视台自愿出钱的内制。应观众要求而将节目内容付诸文字,所出版的书籍也受到外界出版商的喜好,纷纷前来洽商,希望我能给予他们出版的权利,想到佛法能借此普遍流传,我也都欣然应允。

  目睹社会人士对佛教的观感,渐渐由排斥转为接受,由肯定到进一步地赞许时,心中最欣喜的莫过于为佛教争得了发展的空间。

  我不但在弘法上努力开拓天地,还积极兴办文教事业、慈善事业,而且都先后获得台湾当局的表扬和肯定。我之所以费尽心力擘画各种佛教事业,固然主要是为了广利众生,另一方面也是想替教界争一口气,改变大众对佛教的误解与否定。

  建寺安僧本来是好事,但也麻烦。佛光山一九六七年开山,经过十年的申请,至一九七六年才拿到寺庙登记;福山寺也是历经八年的奋斗,才成为合法的道场;圆福寺则因为地方财税单位主管的刁难,险些被充公拍卖,靠着慈惠过去同事的帮忙,暂缓查封的时间,才在千钧一发中拯救出来。

  披览圣典,翻阅教史,诸佛菩萨的不为恶魔所扰,历代祖师的不被乱世所惑,不也是“争气,而不生气”的最佳例子吗?他们基于“不忍圣教衰,不忍众生苦”的慈心悲愿,将全副身心抛洒于生命的时空里,往往所争回的,不仅仅是佛教事业的振兴开展,更是千万人法身慧命的亘古长新。我虽自愧有所不足,但常思追随效法。

  反观今日的社会,心中不免感慨万千!一些人为了争取私利,而不惜争狠斗胜,他们即使赢得了一时的胜利,却往往输掉了一生的幸福;即使自己获得了富贵荣华,却危害社会,贻祸子孙。还有一些人在困境当头的时候,不但一筹莫展,反而自暴自弃,徒然使亲者恨仇者快,遑论对国家社会的贡献了。

精彩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