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晋译《华严经》的翻译

　　《华严经》是华严宗所依的根本经典，而华严宗最初的成立，应该说是与《晋译华严》是分不开的。在华严宗初祖杜顺法师与华严宗二祖智俨法师时代，所依据的经典即是《晋译华严》，而华严宗三祖法藏法师，在其大部分的阐述华严思想的著作中，可以说依据的是《晋译华严》，因为《八十华严》一直到法藏法师的晚年才被译出[1]。

　　对于《晋译华严》的翻译情况，在《晋译华严》的后记中，对此经的翻译作了简略的介绍：

　　华严经梵本凡十万偈。昔道人支法领，从于阗国得此三万六千偈，以晋义熙十四年岁次鹑火三月十日，于扬州司空谢石所立道场寺。请天竺禅师佛度跋陀罗，手执梵文，译梵为晋，沙门释法业亲从笔受。时吴郡内史孟顗、右卫将军褚叔度为檀越。至元熙二年六月十日出讫[2]。

　　在《晋译华严》的后记中，对此经的翻译大概情况已有所交代，是何人取回，何人何处所译，何时始译，何时译讫，何人助译都已交代得很清楚，但在《出三藏记集》中，虽说其记载出自于《华严经》后记，却比此后记多说明了一点：

　　……时吴郡内史孟顗、右卫将军褚叔度为檀越。至元熙二年六月十日出讫。凡再挍胡本，至大宋永初二年辛丑之岁，十二月二十八日挍毕。[3]

　　在这里，僧佑法师说，其所记载的是依据《华严经》的后记，但是在这里，僧佑法师又说，在《华严经》翻译过后，曾对之进行过校对，这一点，在现存的“华严经后记”里没有记载。不过，从推理上来说，应该是可信的，因为《出三藏记集》的著者僧佑法师（445—518）所处的年代与《华严经》译出的年代相隔不久，而且最主要的是，译经完毕再进行校对是理所当然的事件。

　　从《出三藏记集》中，以及“华严经后记”中的记载，可以得出这么几条印象：1、《晋译华严》的梵本是支法领从于阗取回。2、《晋译华严》的译出地点是扬州司空寺。3、《晋译华严》的始译时间是义熙十四年（418年）三月十日，译讫时间是元熙二年（420年）六月十日。4、《华严经》在大宋永初二年（421年）校对完毕。5、此《华严经》是由佛陀跋陀罗译，法业笔受。6、在译此《晋译华严》时有二位檀越，即是吴郡内史孟顗、右卫将军褚叔度。

　　在其它的一些传记或历代大德的著作中，对于《晋译华严》翻译，也都或多或少地提及，如《出三藏记集》、《华严经传记》、《高僧传》、《开元释教录》、，《搜玄记》、《探玄记》、《华严经疏钞》等都对《晋译华严》的翻译作了详细的叙述。

　　《高僧传》是僧佑法师不久之后的慧皎法师（497—554）所撰，在此书中，慧皎法师为佛陀跋陀罗作传，也对《晋译华严》的翻译作了一些交代，在传记中说：

　　沙门支法领，于于阗得华严前分三万六千偈，未有宣译。至义熙十四年，吴郡内史孟顗、右卫将军褚叔度，即请贤为译匠。乃手执梵文，共沙门法业、慧严等百有余人，于道场寺译出[4]。

　　在此《高僧传》中，对晋译华严翻译的情况介绍，基本上与《出三藏记集》和《华严经》后记的内容无大差别。不过，在这里面，有二点与前面所说的略有不同：一是此中直接明白地说明了此《华严经》是由吴郡内史孟顗、右卫将军褚叔度请贤（即佛陀跋陀罗，译为觉贤）翻译；二是在此中标明了还有慧严法师也参加了华严译场。这二点应该说也是可信的，因为在前面的《出三藏记集》与《华严经》后记中也标明了是孟顗与褚叔度为檀越，依文思之，《华严经》是此二人请佛陀跋陀罗所翻译是有一定的道理。再者，《华严经》乃是一部大经，在二年多一点的时间内，非是一人或二人之力所能完成的。所以在《高僧传》中，慧皎法师标出有慧严法师参加这个译场也应该是有其一定的根据。

　　对于《晋译华严》的翻译情况，上面这三处的记载是最值得可信的，从时间上来说，第一处本身就是《华严经》的后记，是当时对译经情况作下的记录，而另外二处的记录著者所处的年代与《华严经》的翻译并没有相隔太长的时间。应该说，后来人对《华严经》的翻译情况的了解都是在这三处基础上而说，查看其它的传记、史料的记载的内容，也都不超过这三处所记载的内容。

　　从这三处所记载的情况，基本上对此经翻译的时间、地点、人物都作了交代，但是，有关此经的其它情况就没有提及。如，此经由支法领从于阗取回，其去于阗是一种怎样的因缘。又，此经于东晋时由佛陀跋陀罗所译，佛陀跋陀罗是一种什么样的因缘来翻译此经。又，此经在翻译之后，此经的内容是否有过修整。再者，最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三处之中，无有一处对此经的卷数作出交代。虽说有藏经中现存的是六十卷，但其最初译出此经时是否就如同现在的卷数一样，未曾作过改变？本文即是从这些问题出发，对《晋译华严》的翻译情况作些考证。

二、《晋译华严》梵本的传入

　　在前面几处对于《晋译华严》梵本的传入，都是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华严经梵本凡十万偈，昔道人支法领，从于阗国得此三万六千偈”。不过，在这句话中，已经很清楚地说明了此经是由支法领从于阗取回，虽然未作其它交代，但也提供了考证此经传入的线索。

　　此中说是支法领将此经从于阗取回，但支法领于何时从于阗取回此经，在此中却未作交代。不过，在《四分律序》中对于支法领到于阗取经的情况，有这样的一段文字介绍：

　　自大教东流，几五百载。虽蒙余晖，然律经未备。先进明哲，多以戒学为心。然方殊音隔，文义未融，推步圣踪，难以致尽，所以怏怏终身，西望叹息。暨至壬辰之年，有晋国沙门支法领，感边土之乖圣，慨正化之未夷，乃亡身以俎险，庶弘道于无闻，西越流沙，远期天竺。路经于阗，会遇昙无德部，体大乘三藏沙门佛陀耶舍，才体博闻，明炼经律。三藏方等，皆讽诵通利。即于其国，广集诸经于精舍。还，以岁在戊申，始达秦国[5]。

　　在这一段文字中，对支法领去西域取经的动机作了交代，是因为此土的“律经未备”，是因为支法领“感边土之乖圣，慨正化之未夷”。所以支法领“乃亡身以俎险”，前往西域取经。从此中所说可知，支法领是在壬辰之年前往西域，是于戊申之年回到秦国，那么支法领去西域的时间应是从392（壬辰）年到408（戊申）年。在此上的一段文字虽着重在说律经传来的经过，但是，《华严经》既然是支法领从于阗带回，也自应是支法领停留在于阗的这段时间所收集到的，因为支法领在这一段时间内“即于其国，广集诸经于精舍。”此中的“广集诸经”，自是包括《华严经》在内。

　　关于支法领其人，并无专门的传记，对其生平情况，也都零碎地散存于一些传记中，有传称其为庐山慧远法师的弟子，如在慧皎法师（497—554年）所著的《高僧传》卷六‘慧远’传中就有：

　　初，经流江东，多有未备，禅法无闻，律藏残阙。远慨其道缺，乃令弟子法净、法领等远寻众经，踰越沙雪，旷岁方反。皆获梵本，得以传译[6]。

　　支法领是慧远法师的弟子，是受慧远之命而前往西域寻取众经，这种说法一直为后人为继承。如在文才法师所述的《肇论新疏》卷中就有这么几句话：

　　领公者，支法领也。据远公传似远公弟子，亦远公使之令去西域，华严梵本等皆此师寻至，恨无正传[7]。

　　虽然并不能对支法领的生平作个全面的了解，但从《四分律序》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支法领对翻译律经起了很大的作用，在支法领之前，是“然律经未备” “方殊音隔，文义未融，推步圣踪，难以致尽”。而在支法领从于阗回来之后：

　　谓大法渊深，济必由戒，神众所传，不可有阙。即以其年，重请出律藏，时集持律沙门三百余人，于长安中寺出。即以领弟子慧辩，为译校定[8]。

　　从以上的所述可以知道，佛陀耶舍共竺佛念所翻译的《四分律》是支法领从于阗所带回的梵本，如此，则可知道《华严经》的梵本是与此《四分律》是同时传入的。支法领不但从于阗带回了《华严经》的梵本，也带回了《四分律》本，而这二部经律对中国佛教的发展影响之巨是不可估量的。虽然历史上并没有支法领专门的传记，但其对佛教的贡献亦是事实。

　　但在历史上，名支法领者，并不只是一人，在汉桓帝后有北天竺僧名为支法领者来到汉地，此见于道世所撰的《法苑珠林》卷第八十九：

　　桓帝已后北天竺国有五西僧，来到汉地，与大僧受具足戒。一名支法领，二名支谦，三名竺法护，四名竺道生，五名支娄谶。其时大律未有，支法领口诵出戒本一卷，羯磨本一卷，在此流行，今时名旧羯磨。[9]

　　此中的支法领虽然和前面所说的支法领一样，对律经的传入起了很大的作用。但却不是将《华严经》从于阗取回的支法领。因为此中的支法领应是汉灵帝时来到中土，如念常所集的《佛祖历代通载》中所说：

　　汉灵帝建宁元年，有北天竺五叶门支法领等，始于长安译出四分戒本兼羯磨，与大僧受戒。至曹魏有天竺十尼，自远而来为尼受具[10]。

　　在汉灵帝建宁元年（168年），北天竺僧支法领来到中土，或“口诵戒本”，或是“译出四分戒本”，此中并未提及其是否从于阗带来《华严经》梵本一事，而在其它地方对此从北天竺而来的支法领也并没有太多的介绍，所以若说《华严经》的梵本由其带来没有任何理由。而后人一般认为取回《华严经》的支法领应是东晋沙门支法领，而非汉时支法领。这在智俨法师、法藏法师、以及澄观法师的一些著作中都可以看到这种说法，如在法藏法师所著的《华严经传记》卷一中就说：

　　有东晋沙门支法领者，风范慷慨，邈然怀拔萃之志，好乐大乘，忘寝与食。乃裹粮杖策，殉兹形命，于彼精求。得华严前分三万六千偈，赍来至此，即晋朝所译是也[11]。

　　对于支法领其人，除了以上的介绍之外，在唐惠英撰胡幽贞纂《大方广佛华严经感应传》中还有这么简短的几句：

　　东晋沙门支法领，幼年出家，心行精志。悲叹能仁灭后正教凌替，乃往西天询求圣典[12]。

　　综上所述，《华严经》的梵本应是东晋沙门支法领从于阗取回，此支法领乃是庐山慧远法师的弟子，奉慧远法师之命于392年前往西域，在于阗国得到《华严经》的梵本，于408年回到秦国。其最初去西域的目的应该并不是为了去取《华严经》的梵本，而是为了此土的“律经未备”，对于此《华严经》的传入，应该算是一个意外收获。还有一点值得探讨的是，在《慧远传》中说慧远法师令弟子法领、法净二人前往西域取经，但在《出三藏记集》、《高僧传》等中对《华严经》的传入介绍时，均说是沙门支法领从于阗带回梵本，对法净同去西域取经一事，只字未提，不知是何原因。

三、华严经的译者与檀越

　　《华严经》由支法领从于阗带回之后不久，即由吴郡内史孟顗、右卫将军褚叔度请佛陀跋陀罗在道场寺译出，其中有法业为笔受。在传记中基本上都是这样介绍的，但是在《高僧传》中说有慧严参加了这个译场。另外，在志磐所著的《佛祖统计》中又有这样的一段：

　　吴郡内史孟顗，右卫将军褚叔度，请师为主译。与沙门法业、慧义、惠严、慧观等为笔授，译成六十卷。有二青衣旦，从池出，洒扫研墨[13]。

　　在此中，除了《高僧传》中所说的慧严之外，又说有慧义、惠严、慧观等为笔授。当然这也不是没有可能，因为在《高僧传》中说“共沙门法业、慧严等百有余人，于道场寺译出”。既然有百余人参加这个译场，则此四人同为笔受，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如此则可知就此《华严经》的译场情况是：1、译者是佛陀跋陀罗，2、笔受有法业、慧义、慧严、惠严、慧观等，3、檀越是吴郡内史孟顗、右卫将军褚叔度。下面就对与此《华严经》有关的人物简略地介绍一下。

　　另外，在此中说“译成六十卷”一句值得考虑，因为《晋译华严》的最初译出并非六十卷，而是五十卷，此在后文中会对此作出交待。

　　1、《华严经》的译者

　　佛陀跋陀罗，又云佛驮跋陀罗，译为觉贤。本古印度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境内）人，族姓释迦，系释迦牟尼叔父甘露饭王的后裔。在《华严经传记》以及《高僧传》中都有其传记，《晋译华严》即是由其于道场寺译出，从诸经录中可以看出，其来中土后，从事译经，在中国的译经史上，有着很大的影响。依《高僧传》所说，佛陀跋陀罗前后共译出经论有一十五部。

　　在《高僧传》卷二“佛驮跋陀罗传”记载，觉贤三岁父亡，五岁丧母，被外人收养。后来其从祖鸠摩利怜其孤苦，又加上其聪慧异常，于是度其为沙弥。在此传记中说，佛陀跋陀罗神异颇多。此中略而不说。其到中土后，闻鸠摩罗什在长安译经，于是前往投奔。与罗什相谈甚欢。如佛陀跋陀罗到长安后，传记中说“什大欣悦，共论法相”，又说“什每有疑义，必共谘决”。但是由于佛陀跋陀罗修习禅观“而守静不与众同”，且有多神异，再加上对其弟子疏于管束，有弟子自言得上人法，导致在罗什法师的译场中流言四起，由此众多因缘，佛陀跋陀罗被摈出罗什译场。于是法师与弟子慧观等四十余人前往庐山。后有宋武帝太尉长史袁豹，请其到扬州道场寺安住。也即是在此道场寺，佛陀跋陀罗译出了《晋译华严》。

　　佛陀跋陀罗来到中土的因缘，在《高僧传》卷二“佛陀跋陀罗传”中是这样介绍的：

　　佛驮跋陀者，出生天竺那呵利城，族姓相承世遵道学。其童龀出家已通解经论，少受业于大禅师佛大先。先时亦在罽宾，乃谓严曰，可以振维僧徒宣授禅法者，佛驮跋陀其人也。严既要请苦至，贤遂愍而许焉。于是舍众辞师裹粮东逝，步骤三载绵历寒暑，既度葱岭路经六国，国主矜其远化，并倾心资奉。至交趾乃附舶，循海而行……顷之至青州东莱郡，闻鸠摩罗什在长安，即往从之[14]。

　　在这一段文字中，可以看出佛驮跋陀罗来中土的因缘，是因为严法师听大禅师佛大先之言，闻知佛陀跋陀罗精通禅法，于是相邀佛陀跋陀罗来中土弘法，于是佛陀跋陀罗辞师别友，随严法师从葱岭，路经六国，到了交趾之后，即从海路东来，至青州东莱郡登岸，因听说罗什法师在长安译经，所以立即去了长安。

　　在此上所说的“严法师”应即是后秦沙门智严法师，此在法藏法师的《华严经传记》和《高僧传》中都记载有这样的说法，在《高僧传》卷三的“智严传”中说：

　　释智严，西凉州人。弱冠出家，便以精懃著名……周流西国进到罽宾，入摩天陀罗精舍，从佛驮先比丘谘受禅法。渐深三年功踰十载。……时有佛驮跋陀罗比丘。亦是彼国禅匠。严乃要请东归欲传法中土。跋陀嘉其恳至。遂共东行[15]。

　　此中很明白地说明了佛陀跋陀罗是因为智严法师的邀请而来中土，智严法师与佛陀跋陀罗俱是佛陀先的弟子，都是从佛陀先学习禅法，智严法师邀请佛陀跋陀罗来中土的目的即是为了将禅法在此土中弘扬。所以后来佛陀跋陀罗到了中土之后，在罗什法师的译场，其专重禅法，与译场中的其他人所着重点不同。在认识看法上难免会有不同，再加上其有一弟子自言已得上人上法，那么佛陀跋陀罗被摈出译场。也就很容易理解了。

　　对于佛陀跋陀罗来中土的因缘，另有一种说法，说是支法领去于阗求法时遇到佛陀跋陀罗，故而请其来到中土，此说见于胡幽贞所篡的《大方广华严经感应传》，在此传中说：

　　东晋沙门支法领……乃往西天询求圣典。行至于阗，忽遇西来三藏一乘法主佛驮跋陀罗，此云觉贤。释迦种姓甘露饭王之裔孙也。是大乘三果人，即当第三地菩萨。将华严梵本三万六千余偈来，若于经中有所不通，即升兜率，请问弥勒世尊。法领哀请三藏慈降震旦，流通华严。依请而来京师安置[16]。

　　此中重点是在说《华严经》的感应事迹，对于佛陀跋陀罗是否是支法领从于阗请来，确有存疑的地方，因为就此《感应传》而言，胡幽贞并非根据史迹而作的记录，只是对法藏法师的弟子惠英法师所著的《感应传》重新篡集，如其在传中所说：

　　此传本花严疏主藏公门徒僧惠英，集为上下两卷。今予鄙其事外浮词，芜于祥感。乃笔削以为一卷，俾有见闻于兹秘乘，生难遭想，各勉受持[17]。

　　虽然此中说是承惠英法师所说，却有一个疑点，因为在惠英法师是法藏法师之弟子，其说应是承藏师所说，而在法藏法师的《华严经传记》中并没有支法领去于阗取经遇到佛陀跋陀罗的说法。最为主要的是，法藏法师的《华严经传记》并非是法藏法师一次写成，而是由其门人慧苑、惠英等续成，从现存的《华严经传记》来看，应即是慧苑、惠英等续成的。所以，若说是此《感应传》中支法领在于阗遇见佛陀跋陀罗的说法是承自惠英所说，可信程度不大。不过，就此一说在《佛祖统计》中也有同样的说法：

　　四年，远法师以江东经卷未备，禅法无闻，律藏残阙。乃令弟子支法领等，往天竺寻访，获梵本于于阗，遇佛陀跋陀罗，乃要与东还[18]。

　　在《佛祖统计》和《感应传》中，说法是相同的，但是此中说法究竟依据何处则不得而知，因为不管是《佛祖统计》的著者志磐法师，还是纂集《感应传》的胡幽贞，其生活的年代与《华严经》传入的年代相隔都很久。应该说其准确性远不及《出三藏记集》与《高僧传》。

　　不过，佛驮跋陀罗到中土来的时间和支法领去西域求取《华严经》的时间是相差无几，在《华严经传记》中，有佛陀跋陀罗在“秦弘始十年”到达长安的说法[19]，即是说佛陀跋陀罗是于408年到达长安，此与支法领从于阗回归的时间恰好吻合。但是，在《华严经传记》中与《出三藏记集》《高僧传》中的说法都是相同的，都是说佛陀跋陀罗是和智严法师同来中土，而非支法领。

　　现从诸方论说来看，支法领在于阗请佛陀跋陀罗同来中土的说法，有这样的几种可能性：一、是后人的误传，因为支法领从于阗取回了《华严经》的梵本，而佛陀跋陀罗恰好于同一时间来到中土，并在不久后译出《华严经》，人们自然而然地就会联想认为佛陀跋陀罗是同支法领一同来到中土；二、是为表现佛陀跋陀罗的神异，《华严经》本就是一乘甚深妙法，佛陀跋陀罗又有种种神异，在传说其神异时，说其是应运而生，逢支法领去西域取经，得《华严经》梵本，其即与支法领同到中土译此华严一部大经，如《感应传》中所说。三、是将佛陀耶舍误写为佛陀跋陀罗，因两人名字相近，均以“佛陀”二字取头，且此二人到中土的时间相同。因在诸传记中，均说是佛陀耶舍随支法领同来中土，故将佛陀耶舍误传为佛陀跋陀罗的可能性极大。

　　2、华严译场中的笔受、润色

　　在一般的传记中，都是说译者佛陀跋陀罗，法业笔受，在《高僧传》中说有慧严，在《佛祖统计》中说有法业、慧义、惠严、慧观等为笔授。其余就不再见有任何记载。

　　法业法师，依《高僧传》所说，是长安人，对《大品》、《小品》及《杂心论》都非常有研究。得蒙晋陵公主为其创建南林寺而住[20]。在法藏法师的《华严经传记》中[21]，对法业法师的生平亦有简略的记载。说其是少年出家，学无常师，为同辈所推重。其“遍阅群部，每以为照极探微，快然未足”。一直到了天竺沙门佛陀跋陀罗来到中土之后翻译华严，其为笔受。在这几年的译经过程中：“既躬受梵文，又陶冶精至，推宗扣问，日有其伦。遂敷弘幽旨，鬱为宗匠”。法业从《华严经》中悟到了如来一代教法的旨趣，著有《花严旨归》二卷，可以说是华严思想最初的名著。有沙门昙斌等计数百人“伏膺北面，钦承雅训”。对此法藏法师赞道：“大教滥觞，业之始也”。法藏法师认为，华严思想最初的研究，是从法业法师开始的。

　　慧严法师，俗姓范，是豫州人。在其十二岁时即为诸生，博晓诗书。十六岁时辞亲出家。对佛理非常精通，听闻罗什法师在关中译经后，即前往依从受学。后来居住于东安寺。在宋元嘉二十年（443年），于东安寺圆，其年八十一岁。其于译经史上最重要的二件事，一是参加了晋译华严的译场，另一即是与慧观、谢灵运等，依泥洹本加之品目。即是现存于《大正藏》卷十二的《大般涅槃经》，有三十六本。俗称南本《涅槃经》即是[22]。

　　慧观法师，俗姓崔，清河人。十岁就已经学识渊博而闻名于乡里。弱年出家后即四处游方求道。后来到了庐山后就师从慧远学习。听说罗什法师入关译经后。又从南方来到北方，参加罗什法师的译场。在《高僧传》卷七“慧观传”中说是“什亡后乃南适荆州”。但是在《高僧传》卷二的“佛驮跋陀罗传”中对佛陀跋陀罗离开罗什法师译场时情形时却说佛陀跋陀罗“于是与弟子慧观等四十余人俱发，神志从容，初无异色”。此点值得商讨。法师圆寂于宋元嘉年（424-453）中。寿七十一岁。其不但与慧严、谢灵运等参与南本涅槃经的译作。还着有《法华宗要序》《辩宗论》《十喻序》《赞诸经序》等[23]。

　　慧义法师，俗姓梁，是北方人。年少时出家。初游学于彭宋之间，对经义非常精通。宋永初元年，车骑范泰立祇洹寺，慧义法师为其指授仪则。宋元嘉二十一年（444年），法师于乌衣寺圆寂。终年七十三岁[24]。

　　在诸传记中，有说法业法师为笔受，未及其他的人，如《华严经后记》《出三藏记集》等所说；有的说是法业、慧严二人为笔受，如《高僧传》卷二“佛陀跋陀罗传”等所说；有的说法业、慧严、慧义等同为笔受，如《华严经文义网目》与《古今译经图记》卷二[25]等所说；有的说法业一人为笔受，余几人润色，如《大华严略策》《华严经疏》卷三等说。不过，不管是说笔受还是润色，能够说明一点的就是这几位参加了《晋译华严》经的译场。对《晋译华严》的翻译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尤其是法业，不但参加了华严译场，更有《华严旨归》二卷来阐明华严大经的旨趣。

　　另外，在澄观法师的《华严经随疏演义钞》里，对慧严、慧观二人的身份作了说明，说是“即什公八俊之二”[26]。由此可以看出，慧严与慧观二位法师早在罗什法师的译场定也曾发挥过异常重要的作用，依《出三藏记集》中所说，罗什法师“以义熙中卒于长安”[27]。所以罗什法师圆寂时间应是在405至418年之间，而《华严经》始译于418年。所以慧严与慧观二位法师完全有可能是在罗什法师的译场结束后前往参加此华严译场。

　　3、华严译场中的檀越

　　不论是在《晋译华严经后记》，还是在其它的任何一部传记中，凡提及《晋译华严》的翻译，无不提起二位檀越，也即是吴郡内史孟顗、右卫将军褚叔度。在现存的资料中，对此二人的论及并不多。

　　在论及《晋译华严》的译经情形时，都说是此二人为檀越。也有的传记中说是此二人请佛陀跋陀罗译出，如《华严经传记》、《高僧传》卷二中均作此说，如《高僧传》中云：

　　先是沙门支法领，于于阗得华严前分三万六千偈，未有宣译。至义熙十四年，吴郡内史孟顗、右卫将军褚叔度，即请贤为译匠。乃手执梵文，共沙门法业，慧严等百有余人，于道场译出[28]。

　　说此二人请贤为译匠，译出此《华严经》有一定的道理，在《华严经后记》与《出三藏记集》中虽没有说出是此二人请贤译出此经，但此二人为檀越，足可见二人事佛之心。虽说在史传中对此二人的介绍较少，但在一些经籍中仍可看到此二人的一此行迹，尤其是孟顗。在《出三藏记集》中的“昙摩蜜多传”就有对其的介绍，内中说道：

　　会稽太守孟顗。深信真谛。以三宝为己任。素好禅味敬心殷重[29]。

　　在《高僧传》中也有：

　　会稽太守平昌孟顗，深信正法。以三宝为己任，素好禅味敬心殷重[30]。

　　又在《高僧传》卷第七中“僧诠传”中说孟顗曾在余杭建方显寺，请僧诠法师居住[31]。在诸传记中，对此华严译场的人数进行介绍时都说有一百多人，且历数年之久，而惟有此二人为檀越，足可见此二人事佛之诚。另有一种说法，即是说此二人也曾参加了此华严译场的翻译，此见于陈舜俞所撰的《庐山记》卷第三：

　　安帝义熙十四年，先有沙门从于阗国，得华严经前分三万六千偈，未有宣译。乃迎师，赴道场寺为译主。与吴郡内史孟顗、右卫将军褚叔度、沙门法业等。诠定文旨，会通华梵，妙得经意[32]。

　　陈舜俞乃是宋熙宁（1068---1077）时人，与《晋译华严》的翻译时间相隔有数百年之久。且他的这种说法不见于其它的传记，所以无法对之进行证实。不过，我们倒也没必要去探究这件事的真伪，最主要的是，此二人为檀越，对于华严译场来说，是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因在史传中几乎不见此二人的记载，所以对于此二人的生平难以说得明白。不过，从前面所述及的内容可以知道，孟顗是平昌人，曾任会稽太守，参加华严译场时是吴郡内史。而其时褚叔度是右卫将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