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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城大爱:永不退伍的军人父亲

小城大爱:永不退伍的军人父亲

  2005年12月2日,父亲第二次从鞍山来上海,还是穿着绿色的旧军装,提着只黑皮箱。

  父亲当过10年兵,转业后也常以军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他时不时地就会来一句“我是个军人”。母亲在他退伍那年和他离婚了。那时我13岁,我一直以为母亲会带着我走,可是没有,她把我留给了父亲。所以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对父母都心存恨意,尤其对父亲,我至今都认为,如果他肯早点转业回来,这个家就不会散。

  父亲那次来,是看孙子的。我在电话里告诉他小婷生了的时候,他停了一会儿,丢来一句:“我过去看看。”

  我到火车站接他,开了辆新车。他有点惊讶,摸了摸说:“你买的?”

  我点了点头。

  他给了我一拳,说:“混得不错啊。”

  我揉着被打得生疼的胳膊说:“你不打我就难受是吧?”可我的心里却很高兴。

  父亲给孙子买了块玉坠子做礼物,水头不错,就是小,拴在一根红线上。岳母接过来,系在孩子的手腕上,说:“亲家真是好眼光,给婴儿戴大小正好。”话里有话。父亲笑了笑,没接口。

  那天看过孩子之后,他没睡在家里,而是去小旅馆。我知道拗不过他,也就随他喜欢吧。反倒是小婷过意不去,她说:“爸,家里有地方,干吗睡外面啊?”

  父亲说:“我打呼噜响,吵你们就算了,吵到孩子不好。”

  我冲小婷使了个眼色,让她别劝了。父亲是不会住的,因为这里是他的心病。

  小婷是上海人,她爸是普普通通的公务员。我认识小婷那年,他刚刚退休。岳母以前是下岗工人,后来成了居委会的一员。很普通的家庭,但以上海作背景,就会有种自然而然的优越感。比如他们的退休金,比我父亲的工资还要高。再比如他们手里的两套计划经济时代留下的老房子,从容不迫地就涨到了近百万。

  2004年,我向谈了4年恋爱的小婷求婚,小婷没犹豫就答应了。但是她的母亲,开出了张让我心惊肉跳的礼单。其实现在看起来,一点不过分:买房,办酒席,礼金2.8万。女方买车,装修,置家具。然而那一年,上海的房价已经开始离谱了,对工作不满两年的我来说,即便按揭,也捉襟见肘。

  万般无奈下,我给父亲打了电话。父亲说的还是那句“我过去看看”。

  他来的那天,从火车站直接去了小婷家。路上,我问他,想好怎么办了?他说:还能咋办?和人家父母谈谈呗。

  说实话,我没想过两家父母会以谈判的形式完成了第一次见面。女方主力就是我未来的岳母,而父亲一上来就拿出了撒手锏。他从贴身的衣袋里,掏出一张存折摆在桌上,说:“少军那儿有多少,我不太清楚。我退伍的安置费和这几年攒的都在这儿了,一共4.6万。多了,真没有。但是,我想说,我是个军人,我这辈子教给我儿子的,就是个‘正’字。小婷肯嫁,我保证她不受委屈。我儿子要做了对不起她的事,我就先削(打)他。”

  小婷的母亲听完了,接不下话。但一直不说话的小婷父亲却说:“那就这么定了吧。”

  我和小婷远远地交换了眼神,情不自禁地笑了。

  小婷的父母拿出一套房子给我们,买车的事以后再说,父亲的存款用来装修、买家电,剩下的,我和小婷自己筹。

  尽管小婷的父母面子上还算礼貌客气,但他们自上而下的目光,还是刺伤了父亲。那种被物质支撑着的优越感,是他无论怎样挺直脊背都无法阻挡的。

  父亲几乎很少来上海。我开了家小公司,生意做得最风光的时候,我曾准备订机票接父亲来上海玩,可他一口回绝了。他在电话里说:“有钱也别乱花,攒起来。你还有孩子呢,将来那就是无底洞。”

  其实,如果再细分下来,我和他共处的四五年里,有一半时间无话可说,一半的一半他在教育我,一半的一半的一半,他在揍我。记忆里,足够温馨的片段,少之又少。感情的浓度是需要时间的,我和他没有足够深厚的基础。

  父亲再来上海,是2008年年底。我的小公司没能挺过那场金融危机。债主上门的日子,我天天躲在家里不见人。小婷抱着孩子回了娘家。那段闷在家里的日子,我除了喝酒就是上网,只要清醒,就会倍感前途灰暗无光。

  父亲从小婷嘴里知道了我的近况,从老家赶来了。他一进门,劈头就问:“出了这么大的事,怎么不告诉我呢?”

  我说:“告诉你有用吗?除了骂两句,你能解决什么问题?”

  他说:“我这儿有15万,你可以拿去用。”

  我笑了一声,说:“你知道我欠了多少钱?15万够干什么?”

  父亲说:“够干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不能这样活着。别忘了你是军人的儿子,你给我活得有志气点……”

  我打断他说:“你别再用这句话自欺欺人了。你在部队里混了10年后转业,在家里,你连我妈也留不住。我呢,结个婚还要住丈母娘的房子。你是军人怎么了?也不能改变你是个失败的人!”

  最后,父亲用拳头结束了这场对话。那一年,他六十有二。可是10年的兵不是白当的,他依然强悍地把我按在地上暴打了一顿。那天他走的时候,把存折摔在我脸上说:“真对不起啊,你有个失败的爹。可你也有儿子呢,麻烦你别活得像你爹那么失败。”

  那是父亲最后一次来上海,也是他最后一次揍我。我躺在地上,浑身没有不疼的地方。可我心里却舒坦了。

  我申请了破产,用父亲的钱,还了一些非还不可的债。2009年,也许是我人生中最艰难的一年,但我还是挺过来了,找了份朝九晚五的工作。只是我与父亲的联系变得更少了,或许是因为我们揭了彼此的伤疤。偶尔,他打电话来,也是想听听孙子的声音,和我几乎无话。

  2010年年末,我接到了一位远房姑姑的电话。她的小女儿要来上海考“上戏”,向我询问情况。末了,她说:“少军啊,有空回来看看你爸。”

  我问她,我父亲怎么了?她说:“你就回来看看他。他想你想得厉害,又嘴硬,不会说。”

  于是春节长假,我一个人回了鞍山。这么久不回去,印象中的小城,变得太多了,许多小区都翻建了新的房子,不过我家的那幢老楼还在。我敲开门,才知道已经易主了,房子几年前就卖了。我顿时知道了当初那15万是哪儿来的。老邻居告诉我说,父亲在小学门口开了家小卖部。我找过去的时候,已经傍晚了。是间极简陋的门面房,陈旧的柜台里堆着文具玩具,后面拉着布帘,摆着一张行军床。房间里生了炉子,他在一旁,翻炒着一锅土豆白菜。昏黄的光线下,额头眼角的皱纹显得格外深。我从没想过,他竟老得这样仓促,躬身的样子已经像个老人了。我出声叫他,他讷讷地望着我,半晌不说话。

  我说:“爸,是我,回来看你来了。”

  他这才走过来,捶着我的肩膀,老泪纵横。他真的老了,从来不掉泪的他,却在我面前哭了。而我站在他身边,一直在悄悄打量着这家小店。我真想不出,在这个四面透风的小屋里,他是怎样熬过北方寒冷的冬天。

  那天晚上,父亲翻出瓶战友送他的好酒,喝得酩酊大醉。我和他挤在那张行军床上,很久都睡不着。他满是硬茧的手,始终拉着我不放,好像一松开,我就会消失不见。

  3个月后,父亲突然过世了。这个“突然”只是对我而言。其实他早在2007年就查出了肝癌,但他选择了一套最经济、最“超前”的治疗方案——气功疗法。医生说,他能活这几年算是个奇迹。

  从鞍山市区到千山旅游区的路上,有个叫双龙山的墓园。我把父亲葬在了那里,很简单的黑色墓碑,镶着他英气勃发的照片,背面我请工匠刻了两行碑文——他是永远不退伍的军人,他是成功而伟大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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