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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著名高僧真禅法师

  二、重视僧伽教育

  僧伽就是“具备妙行、具备质直行、具备如理行、具备正行”的佛弟子们。换句话说,僧伽就是佛学专家、民众信仰的指导者、正法的继承者。通俗点讲,僧伽就是4人以上的和合僧团。若用道宣律师的话说,僧伽就是具有理和、事和(戒和同修、见和同解、身和同住、利和同均、口和无诤、意和同悦)而和睦相处的僧团。以其担负着续佛慧命、绍隆正法、指导民众信仰的艰巨任务,故得加强教育,提高其佛学理论水平和道德修养。因此,真禅大和尚就特别重视僧伽教育,积极培养佛教事业的接班人。前面说过,早在1983年他就创建了上海佛学院,并亲自担任院长,还提出了两爱(爱国(明)神僧传【M】,(大藏经)第50册,1983年元月再版,台北:新文丰出版有限公司。爱教)三懂(懂得佛教教理和教史、懂得法务活动、懂得寺庙管理)的教育理念。又在《培养青年僧人是中国佛教界的当务之急》一文中指出,办好各级各类佛学院校,必须注意五点:一是筹措充足的资金,二是聘请有教学经验的教师,三是编辑统一的教材,四是重视入学僧的质量,五是明确培养目标。真禅法师不仅说在嘴上,写在纸上,而且落实到了他的办学之中。所以,十多年来,上海佛学院在他的领导与关怀下,培养出了近2印名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四有),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五爱)的青年学僧。目前,他们已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寺院或院校之中,分别担任着住持、监院,或导师,像现在玉佛寺觉醒大和尚那样,管理寺庙,弘法济世,传承正法。这是他对中国佛教的巨大贡献。

  三、坚持农禅并重

  农禅并重始于唐代高僧大智怀海禅师制订的《百丈清规》。《景德传灯录》卷六《百丈大智禅师》中云:“普请法,上下均力也。”《五灯会元》卷三《百丈怀海禅师》中也云:“师凡作务执劳,必先于众,主者不忍,密收作具而请息之。师曰:‘吾无德,争合劳于人。’即遍求作具不获而亦忘餐,故有‘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之语流播寰宇矣。”怀海禅师制订的普请法,就是禅门的一种集体劳动制度。据日本圆仁慈觉大师的《人唐求法巡礼行记》载:“此制在唐代时已经遍行各地,当收获蔓菁、萝卜时,院中上座等尽出拣叶;如库头无柴时,院中僧等尽出担柴。”农禅并重,就是指僧人们不仅要学习佛教义理、坐禅修行,而且要参加生产劳动。这不仅有助于心境融合、佛法与世事打成一片,也有利于寺院经济的自给自足,改变一些僧人的惰散习气。所以,自“马祖创丛林,百丈制清规”之后,农禅并重之风就成了我国佛教的一种优良传统。真禅法师是临济正宗的一位禅师,他所在的玉佛寺又是一座着名的禅宗丛林,所以他就继承发扬了这一优良传统。前面说过,真禅法师在沙弥时,就在寺内烧火做饭,挑水拣菜,农忙时也下地从事农活。“文化大革命”期间,真禅法师和留寺的5位僧人还靠糊纸盒度日。1979年,他担任了玉佛寺住持后,又带领合寺僧人筹措资金,搬砖运木,挑水和泥,和工人们一起劳作,整修殿堂,庄严佛像,才使玉佛寺旧貌换了新颜。特别是在他兼任了开封大相国寺住持后,更是身先士卒、劳心劳力、废寝忘食地工作,没有几年又使其变成了一座规模宏大、建筑雄伟、佛像庄严、环境幽雅的名刹。目前,真禅法师曾住持过的玉佛寺、静安寺和大相国寺的师父们,又都继承发扬了这一优良传统,一面修行弘法,保护文物古迹,一面还接待四海宾朋、旅游客人,有的还植树造林、养花种菜,既美化了环境,又改善了生活,同时也培养了僧众勤劳俭朴的生活作风,也有助于生活禅的实践磨炼。

  四、注重学术研究

  中国佛教协会已故会长赵朴初居士认为,注重佛教文化的学术研究是中国佛教的优良传统之一。他说:“我国佛教历史上,高僧辈出,大德如林。他们译经着述,创立宗派,传经受业,留下了浩瀚的佛教文学、艺术、历史、哲学的宝贵资料,大大地丰富了我国民族文化的宝库。我们应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展中国佛教学术研究的优良传统,努力开创佛教教学和研究工作的新局面。”时隔4年,他又在中国佛协第五届全国代表大会上指出:“佛教文化学术研究工作有了恢复和发展,但远不能适应‘两个’文明建设、佛教事业和国际文化学术交流的需要。这种状况同中国佛教在国际上所处的重要地位极不相称。全国佛教界必须高度重视、大力支持和切实加强佛教文化学术研究工作。”“要加强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的建设,从佛教界和社会上广泛罗致人才,形成一支能担当佛学各基本领域研究工作的专职和兼职的研究队伍。”真禅法师积极响应朴老的号召,相当重视佛教文化研究工作。他认为“看一个国家或一个时代的佛教是否发达昌盛,主要不是看佛教寺院的数量和信徒的多少,而是要看佛学研究者的多少和研究水平的高低。…‘数千年的佛教文化遗产亟待整理,当代出现的一些新的佛学理论,也值得进行研究。,,他把佛学研究人员的多少和研究水平的高低,看作佛教昌盛与否的标准。于是,他就罗致佛学研究的高级人才,整理注疏佛教典籍,研究解决新出现的佛学理论问题,把历史和现实结合起来,写出高水平的佛学论着。真禅法师身体力行,在修持弘法之余,伏案疾书,潜心着述。在短短17年中,就出版着作41种(本),主编集子5本,还在国内外相关刊物发表论文多篇。这些着述内容丰富,涉及面广。如《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讲义》、《无量寿经浅释》和《大方广佛华严经·普贤行愿品浅释》,是对佛教经典的现代阐释,有助于人们对佛教典籍的阅读和理解;《禅宗佛学思想论集》和《论人间净土》等,是关于佛学理论和禅法的论着,其中有不少独到见解和亮点,很值得我们研究、继承和发扬光大,是一笔宝贵的思想财富。《玄奘求法之路巡礼记》、《西藏朝圣记》和《云南参访记》等,是关于巡礼弘法的着作,字里行间洋溢着他爱国爱教的思想感情;《澳洲弘法纪行》、《天竺纪行》、《泰国弘法记》和《欧洲七国弘法记》等,是关于佛教国际友好交往的记述,表现了他积极参加社会活动的高僧风范;《缅怀禅门尊宿虚云老和尚》、《纪念太虚大师诞生一百周年》和《亲近圆瑛大师的日子里》等,是关于高僧传记的着述,反映了他尊师敬贤的高贵品质;《佛法·社会·人生》,是谈其三者关系,是理论和现实相结合的产物,对当前佛教的振兴发展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真禅禅藻集》是关于佛教诗词方面的着作。总之,真禅法师着作等身,思想丰富,亮点颇多,很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继承光大。

  五、国际友好交往

  中国佛教协会已故会长赵朴初居士认为国际友好交往是中国佛教的优良传统之一,并号召佛教界要积极开展对外友好活动,宣传佛教的和平教义、传递中国佛教徒维护和平的信念和要求和平的声音。真禅法师认为佛教寺庙不仅是僧人修学的道场、联系信徒的纽带,而且是佛教徒服务四化、造福社会的立足点,还是世界各国人民了解我国的一个窗口、开展海外联谊、发展国际友好往来的场所。因此,他本着“阿弥陀佛加友好”的对外交往方针和“在教言教“的原则,自1979年以来,玉佛寺就接待了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和国际友好人士300余万人次,其中不乏国家领导人、政治家、社会活动家和宗教领袖。向他们宣传了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和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和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使他们看到了我国宗教生动活泼的新兴景象。同时,他还先后应邀访问了港、澳、台地区和日本、印度、美国、泰国、新加坡、法国、德国、英国、瑞士、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等国家,向这些国家的佛教徒和华侨、华裔介绍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佛教事业健康发展的情况,上海经济腾飞、浦东开发和我国社会稳定、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普遍改善的大好形势,同时也加深了对上述这些国家佛教状况和经济社会的了解,倾听了爱国华侨、华裔怀念祖国、渴望祖国繁荣昌盛的心声,还为各国的佛教信徒讲演了《佛法与人生》、《佛法与做人》、《佛法与长寿》、《佛法与哲学》等,先后进行了数十次开示,展示了我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获得了广大听众的欢迎赞叹,受到一些外国媒体的新闻报道,从而加深了相互理解,沟通了相互往来,增进了与各国佛教的友好情谊和文化交流。

  六、热心慈善福利事业

  关心和资助社会慈善福利事业也是中国佛教的优良传统。《法华经》说:“资生业等,皆顺正法。”《大智度论》也说:“一切资生事业悉是佛道。”这都是说,资助他人衣食住行等生命者,都是正法,都是成佛之道。《大智度论》卷27还说:“大慈与一切众生乐,大悲拔一切众生苦。”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庄严国土,利乐有情,这都是佛教的根本观点。所以,自佛教传人我国后,就做了不少具有慈善性质的义举。早在北魏时候实行的“僧祗粟”,就是“本期济施,俭年出贷,丰则收入。山林僧尼,随以施给;民有窘弊,亦即赈之”。其本义就是济贫赈灾。真禅法师遵从佛陀教导,心里装着人民,一生热心佛教的社会慈善福利事业。他在《实践佛陀遗教,广作福利事业》中说:“佛教和其它宗教的不同之处,不仅在于它为人们指示了解脱生死的涅檠之道,而且还教导人们要以出世精神作人世事业,广作福利事业以嘉惠群生。而在佛教教义中,广作资生福利事业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他把广作资生福利事业看作是佛教的一个显着特点和重要方面。在《佛教资生福利事业与精神文明》中又说:“佛教传人中国后,中国佛教徒实践佛陀遗教,倡导‘利生为事业,弘法为家务’,形成中国佛教济贫救苦、广作饶益的优良传统。在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今天,发扬佛教这一优良传统,对促进整个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对解决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协调这一时代课题有着重要意义。”“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使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念、道德标准发生了巨大变化,大公无私,舍己救人,逐渐成为新的时代风尚。而佛教的慈悲思想和利生实践与新时代的道德要求有相通之处,这就为佛教徒从事资生福利事业提供了殊胜外缘。从佛教自身看,以人间为依止,慈悲为方便,实践佛陀遗教,为佛弟子毕生修持之行愿。这就要求佛教徒在弘扬正法、觉悟众生的同时,适应时代,沟通社会,广作饶益,利益众生。而兴办、赞助社会公益事业,是实践佛教经世宗旨的主要内容。就其社会意义而言,佛教徒开渠凿井、植树造林、修路架桥、飞栈开山等改造自然、庄严国土的善举,是佛教徒践行人间佛教思想、建设人间净土的具体表现,亦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佛教徒救济伤残、衰老、孤儿、寡母等不幸者的义举,不仅是佛教慈悲情怀的流露,也体现出崇高的人道主义精神和舍己为人的高尚道德情操,展现了人性的美好和尊严。这些义举有巨大的辐射力,对推动整个社会关心、帮助残疾人,对培养人们的同情心和慈悲心,对全社会道德水平的提高,对创造一种‘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良好社会风气都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他把资生福利事业看作一种利乐众生、提高和完善人的道德品质,外益于人,内益于己,生益于时,死益于后的伟大事业;他把资生福利事业看作是造成同甘共苦、和睦相处、向善向上的文明社会的伟大实践。因此,他布衣素食、一钵一衲,将信众供养他的财物都捐赠给了社会慈善机构、残疾人、失学儿童和灾区人民。1991年,他代表上海佛教界向灾区人民捐赠了人民币100余万元,其中玉佛寺僧职人员就捐赠了70余万元、崭新的棉被1000条。十多年来,他以个人及玉佛寺名义向社会捐款已达千余万元。1995年,他又将各方信善供养他的寿仪200万元人民币,悉数捐赠给了上海市慈善基金会、上海市儿童福利院真禅学校和其它慈善福利机构。因此,他受到了上海《新民晚报》等新闻媒体的报道,也受到了时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居士的充分肯定和赞扬。赵朴老在信中说:“法师身体力行,率上海市佛教界为全国范围内的特大洪涝灾害尽心尽力,捐款总数居全国各省市佛协会之冠,以实际行动向社会各界表明,佛教徒对‘两个’文明建设是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的。这不但使灾区群众得解燃眉之急,更体现出佛教救世济民、利乐有情之旨,座下功德无量,无任欢喜赞叹!”“上海佛教界救灾热情甚高,既是财施,亦是无畏施,护国护民,亦是护法,无任欢喜赞叹”。真禅法师舍己为人、慈悲济世的精神业绩,十分感人,可歌可叹!这是玉佛寺的光荣,也是中国佛教的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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