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云台居士的《保富法》

[曾琦云] 发表时间:2014-05-12 作者:曾琦云 [投稿] 放大字体 正常 缩小 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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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聂云台居士是清末大臣曾国藩的外孙,在1920年任第一任上海总商会会长,中国民族资本家的成功人士。抗战期间,上海会长崇尚华丽,奢侈成风。聂云台老居士有感而作,于1942年—1943年间撰成《保富法》一书,刊登上海《中报》,一时传为佳话。

  聂云台自己是资本家,他写的《保富法》告诉我们不要仅仅想发财,更重要的是“保富”,他以身说法,引用自己身边的事例说明“保富”的道理。特此节录。

  俗话说:发财不难,保财最难。我住在上海五十余年,看见发财的人很多。发财以后,有不到五年、十年就败的,有二三十年即败的,有四五十年败完的。我记得与先父往来的多数有钱人,有的作官,有的从商,都是炫赫一时的,现在已经多数凋零,家事没落了。有的是因为子孙嫖赌不务正业而挥霍一空,有的是连子孙都无影无踪了。大约算来,四五十年前的有钱人,现在家业没有全败的,子孙能读书、务正业、上进的,百家之中,实在是难得一两家了。

  不单是上海这样,在我湖南的家乡,也是一样。清朝同治、光绪年间,中兴时代的富贵人,封爵的有六七家,做总督巡抚的有二三十家,做提镇大人的有五六十家,现在也已经多数萧条了。其中文官多人,财产比较不多的,后人较好。就我所熟悉的来说,象曾、左、彭、李这几家,钱最少的,后人比较多能读书,以学术服务社会:曾文正公的曾孙辈,在国内外大学毕业的有六七位,担任大学教授的有三位;左文襄公的几位曾孙,也以科学专门而闻名;李勇毅公的孙子辈,有担任大学教授的,曾孙也多是大学毕业;彭刚直公的后人,十年前,有在上海作官的。大概当时的钱,来得正路,没有积蓄留钱给子孙的心,子孙就比较贤能有才干。其余文官比较钱多的十来家,现在的后人多数都是萧条了。武官数十家,当时都比文官富有,有十万、二十万银两的。(多数是战事平定以后,继续统兵,可以缺额,才能发财。至于拥有五六十万到百万银两财产的有三四家,如郭家、席家、杨家等,都是后来从陕西、甘肃、云南、贵州统领军务归来的人。金陵克复的时候,曾国藩因为湘军士气不振,所以全部遣散,剿捻匪的时候,改用淮军。所以湘军的老将,富有的非常少。)各家的后人,也是多数衰落了,能读书上进的,就很少听见了。

  我家与中兴时代的各大世家,或湘或淮,多数都是世代相交的关系,所以各家的兴衰情形,都略有所知。至于安徽的文武各大家,以前富有丰厚的,远远胜过了湘军诸人,但是今日都已经凋零,不堪回首了。前后不过几十年,传下来才到了第三代,已经都如浮云散尽了。

  然而当时不肯发财,不为子孙积钱的几家,他们的子孙反而却多优秀。最显明的,是曾文正公,他的地位最高,权力最重,在位二十年,死的时候只有两万两银子。除乡间的老屋外,在省中未曾建造一个房子,也未曾买过田地一亩。他亲手创立的两淮盐票,定价很便宜,而利息非常高。每张盐票的票价二百两,后来卖到二万两,每年的利息就有三四千两。当时家中只要有一张盐票,就称为富家了。曾文正公特别谕令曾氏一家人,不准承领,因此在他逝后多年,后人也没有一张盐票。若是当时化些字号、花名,领一两百张盐票,是极其容易的事情,而且是照章领票,表面上并不违法。然而借着政权、地位,取巧营私,小人认为是无碍,而君子却是不为啊!这件事,当时家母知道的很详细,外面人是很少有知道的。《中庸》上面说到:“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见乎!”(这叫作表里如一,即是诚意、毋自欺,这是中国政治学的根本,如果无此根本,一切政治的路,都是行不通的。)曾文正公曾经对僚属宣誓:“不取军中的一钱,寄回家里”,而且是数十年如一日,与三国时代的诸葛公是同一风格。因此,当时的将领僚属,多数都很廉洁,而民间在无形当中,受益不小。所以躬行廉洁,就是暗中为民造福。如果自己要钱,那么将领官吏,人人都想发财,人民就会受害不小了。

  请看一看近数十年来的政治,人民所遭遇的痛苦,便知为人长官的廉洁与不廉洁,真是影响非常大啊!所以,《大学》上说:“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孟子》说:“为富不仁,为仁不富。”因为贪财与不贪财,很大程度上关系着别人的利益、幸福,所以发财便能造罪,不贪财方能造福。世人都以为积钱多买些田地房产,能够使子孙有饭吃,所以拼命想发财。今天看看上述几十家的事实,积钱多的,反而使得子孙没饭吃,甚至连子孙都灭绝了。不肯取巧发财的,子孙反而能够有饭吃,而且有兴旺的气象。平常人又以为全不积些钱,恐怕子孙会立刻穷困。但是从历史的事实、社会的经验看来,若是真心利人,全不顾己,不留一钱的人,子孙一定会发达。

  《保富法》一书,在上海《中报》上连载,激荡时人之心,数日之间,便收到助学献金四十七万余元之后,柳亚子等各界名流纷纷响应,一时传为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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