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跨世纪佛教的六大走向

[曾琦云] 发表时间:2014-05-12 作者:曾琦云 [投稿] 放大字体 正常 缩小 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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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从寺院走向世间,倡导人间佛教;从出世走向入世,倡导行菩萨道;从宗教走向教育,倡导佛化教育;从上层走向下层,倡导平民佛教;从学术走向实证,倡导理论联系实际;从传统走向科学,倡导电脑弘法。

  辩证法认为,世界是运动的,恩格斯说:“没有运动,物质是不可想象的。”(见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既然事物是运动的,那么事物也必然是发展的,正如毛泽东所概括的“新陈代谢”、“推陈出新”、“除旧布新”,这是宇宙间普遍的、不可抗拒的规律。从佛教的眼光来看,世界即是无常,无常即是说世界上万事万物决不是常住不变的,所以佛教总是以发展的眼光来看问题,从来都是强调面对新的世界和形势,佛教的形式也必须发生相应的变化,所以古代高僧大德说佛法要“契理契机”。在人类即将走向二十一世纪的时候,如果使古老的佛教以新的面貌出现在世人面前,让古老智慧与最新科学相得益彰,那么人类在寻找物质享受时就会更感到精神寄托的需要,当人类得到物质文明的时候,也同时获得了高度的精神文明,必然扭转在现代文明的背后所出现的人欲横流、人心不古的变态现象。因此,本文试从六个方面来论证跨世纪佛教的六大走向,希望引起各界同仁的重视。

  一、从寺院走向世间

  梁武帝时,中国禅宗初祖达摩大师从天竺来到金陵,与梁武帝见面时,武帝问道:“朕即位已来,造寺写经,度僧不可胜纪,有何功德?”祖师说:“并无功德。”武帝说:“何以无功德?”祖师说:“此乃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随形,虽有非实。”武帝说:“如何是真功德?”祖师说:“净智妙圆,体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武帝又问:“如何是圣谛第一义?”祖师说:“廓然无圣。”武帝说:“对朕者谁?”祖师说:“不识。”因为梁武帝不能领受佛教真谛达摩祖师即离开隐居于嵩山少林寺,面壁而坐,终日默然。(见《五灯会元》卷第一“东土祖师”)

  中国佛教自从达摩祖师到我国,开创了中国禅宗后,中国佛教才真正走向成熟阶段,中国的寺院从此也变成了禅宗道场,从偶像崇拜转变为明心见性。我认为,中国禅宗的精神才代表了中国佛教的真正精神,它影响到中国文化、艺术、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从初祖达摩大师,到第六祖慧能大师,中国的禅宗代代相传,它即来源于佛教,又与中国文化水乳交融,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份。同时这种精神,又从中国传扬开去,影响到世界许多国家,使禅宗的精神,变成了世界的精神,成为世界共同的文化遗产。

  然而,在今天的中国,中国禅宗的主体精神没有得到真正的继承和发扬,在我国逐步落实宗教政策后,各地寺庙恢复了不少,而许多信众到寺庙来烧香拜佛,并不明白佛教的真正精神,以一种有所求的目的来拜佛,与外道崇拜神灵并无差异,寺院佛教也就成为迷信的象征,极大地弯曲了佛教的本来形像。中国佛教过去的高僧叫做禅师,过去的道场之所以兴起,是先有一位悟道高僧,然后才有群众自发学道来修庙,在这个时候,寺庙实际上是一所学校,禅宗的大丛林,就是一所大学。自古名山僧占多,是因为山林幽静,适合于禅宗用功,以培养定力,更好地走入世间普度众生。而现在,名山已变成旅游圣地,过去那种用功的环境不复存在,更大的问题是当今人欲横流,修庙的目的不是启迪智慧,净化人生,而是以开发旅游经济为目的,或者是扩大本地知名度,以达到更多的利益。当然,民间滥修寺庙更大的原因,还是因为群众愚昧,以崇拜神灵为手段,达到消灾免难的目的。

  从禅宗的主体精神来看,中国应该是一个无宗教的国家,因为现在我们给宗教所下的通常定义是:“相信并崇拜超自然的神灵。”而禅宗强调自性即佛,心外无佛,完全否认有一个主宰我们命运的神灵,所以从这一意义来说,禅宗不能是宗教。既然禅宗不是宗教,而禅宗又是佛教的心宗,即是集中了佛教的精髓,那么佛教的寺庙不能看成是偶像崇拜,佛教的寺庙应当象过去一样成为修心悟道的场所,佛教的僧人应当成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但是,在事实上,随着时代的变化,僧人素质的降低,寺庙已经无法起到这样的作用,寺庙渐渐变成赢利的场所,它的本来意义渐渐丧失。

  在这样一个艰难的过渡时期,佛教应当走向何处去?唯一的办法就是倡导“人间佛教”,中国佛教协会为倡导“人间佛教”作出了不懈的努力,从理论和实践上取得了成效。但是,这一口号在整个佛教界、学术界、全社会还没有充份重视,大家并没有真正认识佛教,把佛教简单地理解为寺庙宗教,一句话,即是佛教还没有从寺庙中解放出来,因此,佛教的伟大形像很多人(包括佛教徒和上层知识分子)还没有真正认识。当初,唐朝白居易居士问鸟巢禅师如何是佛法大意,禅师回答说:“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这16个字概括了佛教的宗旨,也概括了禅宗的宗旨。禅宗六祖慧能大师对佛教的真谛作出了透彻的阐释。慧能大师说:“善知识,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在家能行,如东方人心善;在寺不修,如西方人心恶。但心清净,即是自性西方。”(《六祖坛经》疑问第三)古代大德已经分明地告诫我们佛教修行的真谛,但是我们许多人却不依教奉行,心外觅法,心外求佛,以为修行就是出家为僧,而一旦出家,烦恼反而更多,至于动机不纯而出家的人,更种下了堕落的因子。六祖慧能大师说了一首无相颂,敦敦告诫弟子们“若不依此修,剃发出家于道何益?”颂曰:“心平何劳持戒?行直何用修禅?恩则孝养父母,义则上下相怜;让则尊卑和睦,忍则众恶无喧。若能钻木出火,淤泥定生红莲!苦口的是良药,逆耳的忠言;改过必生智慧,护短心内非贤;日用常行饶益,成道非由施钱;菩提只向心觅,何劳向外求玄?”(《六祖坛经》疑问第三)如今佛教修行,大众均修净土,轻视了佛教心宗的弘扬,净宗行者却不知道,真正修净的人,即是修清净心,念佛要得力,就必须要观心。在生活中,如果保持了一颗清净的心,虽不念佛或未入佛门,也是真正的佛教信仰者。

  当然,我在这里还要说明的是,我并不否认修庙的功德,真正的寺庙是清净的象征,问题是真正的寺庙并不多,如果寺庙修成后反而变成了藏污纳垢的场所,那么奉法反而是坏法。所以修庙仅仅是手段,修心才是目的。如果我们的寺庙象过去禅宗的道场一样,成为一所明心见性的大学,那么这样的寺庙就多多益善,否则,劳民伤财,于修行又有何益呢?怎样达到这个目的呢?关键是需要人才来维持道场,一所寺庙有一位大德弘化一方,也就净化了一方土地,所以中国佛教协会赵朴初会长说:“第一是培养人才,第二是培养人才,第三还是培养人才。”这就说到了问题的本质。

  二、从出世走向入世

  两千多年前,佛陀把佛法分为三个时期。佛陀住世涅槃后的几百年间,弟子们直接依止佛陀的教导,出家修道因缘殊胜,很快即可证阿罗汉等果,以至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个时期是为正法时期。众生依止正法出家,修出世间法是为殊胜。像法时期,佛法传入中国,大兴寺庙,修建塔像,虽然佛早已不住世,但众生依止住持三宝,敬仰高僧大德而可得解脱,这个时期佛教以僧团为主体力量,众生依止僧团,因缘殊胜,得到解脱。历史遗留下来的名山古刹,大小石窟都是像法铁证。未法时期,离佛更为遥远,住持三宝也渐渐衰落,众生福德浅薄,渐不敬重三宝,出家人难得供养,而且素质降低,佛法由出世进入入世,居士学佛团体兴起。居士学佛最宜修菩萨行,故佛法传入中国就以大乘菩萨道为主。因为未法时期,善知识难觅,出家修道困缘渐劣,广大学佛者在家接触广、人员多,最宜修自渡渡人、自利利他的菩萨行。一代改革家太虚大师看到了这个特点,大倡发展居士佛教,把佛教修学广纳为“菩萨学处”,他说:“菩萨学处,这是把范围更扩大开来,除包括比丘学处外,且统贯世出世间一切阶位渐进为菩萨的学处,是指菩萨应作不应作的规律,成为学习菩萨心行的基础,其宏深广大,较前者(比丘学处)倍增殊胜”(太虚大师着《菩萨学处》)因此太虚大师在广大居士的支持响应下建立了我国较早的居士林──上海佛教居士林,时间在1918年8月,以后太虚大师大力宣传和组织建立居士林、佛学会等居士团体。1920年,在太虚大师促成下,九省通衢武汉建立汉口佛学会(后改佛学正信会)。两大城市倡其先,各省各大城市建居士团体势不可挡,长沙佛教正信会、华北佛教居士林(北京)以及天津、南京、重庆、成都、香港等大中城市相继成立居士团体。

  早在释迦牟尼佛时代,东方无垢世界金粟如来,就化身维摩诘居士示现在家修道同样可以成佛。他有家室、田宅,“虽明佛法,常乐世典”,喻为“火中生莲花”,是在家居士“不可思议”解脱的典范。当时居士示疾,佛陀身边三万二千菩萨不任问疾,惟有大智文殊菩萨才任问疾。其境界何等不可思议!因此,在家修道的居士不用自悲,难忍能忍,难行能行,必能成大器。印度阿育王,早年残暴无比,掠夺侵略,大肆杀戮,后皈依佛教,判若两人,至诚忏悔,处处以佛陀教导要求自己,成为护法大居士,正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典范!在中国历史上,更是由于一代又一代大居士护法,不惜身命,才使佛法一代又一代传替下来,使众生永远得益。如中国历代许多皇帝都是护法大居士,唐朝20个皇帝,有19个信奉佛教。历代名人如王维、白居易、苏东坡、黄庭坚、范仲淹、魏源、章太炎等都是大居士,至今还健在的中国佛协赵朴初会长也是大居士。因此,居士作为佛教的重要力量在过去、现在、将来都将发挥其他力量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未法时代,居士佛教的重要性更是越来越明显。人能弘法,非法弘人,法无正未,人有正未。从历史进程来看,现在正是像、未交接之时,世间还有住持三宝。对于一切佛弟子来说,则心中永远没有未法,我们要发心使正法久住,永益众生。

  在家人如何修道呢?就是应该奉行佛陀“五戒、十善、四摄、六度”的教导,发扬大乘菩萨精神,自渡渡人,自利利他。人天道、菩萨道、解脱道一个层次比一个层次高,而在修行次第中人道最为殊胜。一个居士如何从人道起修呢?就是应该遵循太虚大师的教导,为创立人间佛教,建设人间净土作出自己积极的贡献。万丈高楼从地起。学佛是出世间大法,但其基点是如何做好人。如何做好一个人呢?居士人事关系千丝万缕,千变万化,他应该善于处理好人世间三种关系:家庭关系、工作关系、社会关系(这个问题详见我近年发表在一些书刊上的文章)。如何处理好周围的人事关系,全看自己的修养功夫,这是学佛成功与否的关键。

  入世修行,困难是很多的。自古以来,佛祖圣贤没有一个不是从逆境中走过来的。孔子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松柏的性格就代表了伟人的性格,自古人才多磨难,从来纨裤少伟男。但是,目前许多信众,不明白佛教真正宗旨,把信佛作为向佛菩萨索取的手段,一旦遇到挫折,反而怪佛菩萨不保佑他,一下子就退心了,这样的人怎能是真正的佛弟子呢?佛教已经明确地向我们说明了三世因果的道理,“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这是不可逆转的客观规律。因此,入世修行,就必须坚定信心,积德行善,逐渐迈向生命圆满。名言道:“逆水行舟用力撑,一篙松劲退千寻。”修行就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古德提出修行十不求,念身不求无病,处世不求无难,究心不求无魔,谋事不求易成,交情不求益我,于人不求顺适,施德不求望报,见利不求沾分,被抑不求申明。在生活中,做到了这十不求,那就是真正的菩萨行者了。

  虽然入世修行困难很多,但他的结果却非常殊胜。《优婆塞戒经》每品未皆谓“在家之人发菩提心等等难于出家人”,太虚大师注解此经时说:“在家之人发菩提心,从四天王乃至阿迦尼吒诸天,皆大惊喜,尊得人天之师。又出家之人,不事生产,受人天供养,于布施波罗密反难圆满。”佛说:在家之人发菩提心胜于阿罗汉、辟支佛果。”(见《优婆塞戒经》)可见在家人学佛修道困难大,但其果也独殊胜。

  三、从宗教走向教育

  在中国历史上,孔子被称为“至圣先师”、“万世师表”,无疑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佛陀虽然成为佛教的教主,但“佛陀”的原意译成中文是“觉悟”,自己已觉,再去觉悟别人,自然称之为老师更为适宜。由于佛教成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故其本意渐渐消失,佛陀反而成为“神”的代名词,亦不能体现佛陀教育的特色了。实际上佛陀与孔子一样,是人类最好的老师,佛教应该正名为“佛陀的教育”。孔子与佛陀都具备了最优秀的教育家素质,一切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在他们那里得到了完美的表现。

  我曾经将孔子与佛陀的教育思想进行了比较,在此再简述如下:从教育目的来说,佛陀在许多经典里都具体提到过教育目的。孔子注重从入世的角度,直接揭示一种崇高的教育目的;佛陀则从出世的角度,直接揭示一种崇高的教育目的。《妙法莲华经》说:诸佛为了一件特别的大事,才出现于世。这一件特别的大事,就是要使众生断除一切烦恼,获得一种出世的智慧。这是佛陀教育目的独特的地方,亦非其他教育家所能办到的。其他教育家只能使人获得世间最起码的人格修养和一般知识,佛陀却要使人获得彻底解放的智慧。《大日经》疏卷九:“佛陀的教育目的是要使一切众生都获得没有负担的知识和真正的智慧。”《心地观经》卷二:“佛陀教育众生是为了启发他们无穷的心灵宝藏。”

  从教育对象来说,孔子主张有教无类,佛陀主张众生平等。在中国历史上,孔子是第一个打破“学在官府”,兴办私人教育的人,他无私地把一切知识平等地传播给人民。在印度历史上,佛陀也是第一个打破门第观念,使所有的人都有接受教育权利的人。古印度等级森严,人分为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四等。婆罗门地位最高,主宰一切,首陀罗地位最低,称为“不可接触的人”。佛陀于菩提树下成道之后,指出一切众生都有如来智慧德性,喊出了众生平等的口号,并在实践中把自己所证得的智慧象甘露一样洒向一切众生。在佛陀那里,每一个人都可以获得教育,每一个人的智慧潜能都能得到开发。

  从教学方法来说,孔子主张因材施教,佛陀主张契理契机。了解学生是因材施教的前提,孔子与佛陀对他们的学生可以说是了如指掌的。因为他们能以内心的禅定,冷静而敏锐地观察出每一个学生的情况。这种能力的获得,是因为他们的情绪不受外界干扰,所以能透过表象看出事物的本质。正因为孔子与佛陀有这种敏锐的洞察力,所以他们对学生的性格特点、智力差异、个人专长等各个方面都能全面深刻地了解,在教学中就能根据不同的情况施以不同的教育。佛陀把教育对象分为数等。上等即是菩萨乘,中等即是声闻乘,下等即是人天乘。上等人了悟宇宙实相,以同体大悲之心,舍己为人,宁愿自己下地狱,只愿众生得离苦。这种人叫做菩萨,佛陀为适应这类学生的需求,就施以“六度”、“四摄”等菩萨乘的教育。中等人认识到眼前一切都是虚假不实的,生老病死之痛苦时时紧逼,因而就对凡世生起厌离心,要求解脱人生的痛苦。佛陀为适应这类学生的需求,就给他们施以“四谛”、“十二因缘”等声闻乘的教育。下等人相信恶有恶报,善有善报,希望积德行善以求得福报。佛陀为适应这类学生的需求,就施以“五戒”、“十善”等人天乘的教育。

  在教学方法上,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孔子与佛陀都坚持启发教学,循循善诱。孔子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又说:“为仁由己,而由人哉?”(《论语》述而)这是告诫学生“仁”离我们并不遥远,它就在我们心中所觉察的那一念,关键是只要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就能很快开发它。佛陀也反复强调,佛就在我们心中,心外无佛可得。否认人的命运由外力(神)来主宰,人的命运由因果规律来制约,人是他自己命运的主人。因此,佛陀更强调发挥主观能动性,开发心中本有的潜能(佛性),走向大自在大解脱境地。从这一哲学基础出发,孔子与佛陀都强调教学上的启发式原则。他们总是循循善诱,充份发挥学生独立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他们那里,学生品德的形成,智慧的开发,是学生们主动学习、思考的结果。老师的作用表现在启发和诱导上,以教师的主导作用为前提,学生的自觉学习处在教师的指导之下。

  在教学态度上孔子与佛陀始终是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孔子说:“抑为(学)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论语》学而)子贡赞叹说:“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圣矣。”孔子被称为东方圣人,佛陀也被称为东方圣人,因为他们都是一位“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优秀教育家。他们都不是神灵,只是具有“仁且智”的优秀品格。

  从以上观点,我们可以看出,佛教不是宗教,佛教应当正名为“佛陀的教育”,才能还其本来面目。只有还其本来面目,佛教才能成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共同需要。因为宗教总是带有个人情感的,适合某些人的精神慰藉,而教育却是全人类共同的永恒的需要,佛教正具备这种超宗教的特点。从这一观点出发,我曾经发出倡议,创办佛化学校。所谓“佛化学校”,并不是说办宗教学校,这样的学校除了增开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教育课程之外,其他与一般学校所开设的课程是完全一样的。所不同的是,让学生在掌握现代科技知识的同时,更能够接受到佛陀的教育,从小种下善根,真正成为德才兼备的国家有用人才。因此,创办佛化学校已经势在必行。我国为解决贫困子女的读书问题,兴起了“希望工程”。而精神上的贫困,更是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大问题。

  现在英国已经立法规定将佛经列入中小学课程,而我国还有很多人,甚至高级知识分子,仍旧看成是迷信,把民间信仰和佛教思想混为一谈。难道真的是东方不亮西方亮吗?难道五千年的文明就这样轻而易举地离我们而去吗?我们要学习西方先进的经验,难道连我们本国固有文化,还要从别国引进吗?在中国历史上,儒、佛、道是传统文化的主流,它们的思想归根到底是净化人的心灵,追求一种纯善的思想境界。过去我们普遍地认为传统文化是封建思想,它是束缚人类的精神枷锁。但是,没有规矩就不成方圆,一个国家没有法律的约束,会是什么样子呢?一个人没有道德的约束,会是什么样子呢?《大学》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强调了个人修养的重要性,不去提高个人修养的水平,国家培养出来的人才又有什么用呢?过去我们普遍地认为,传统文化是为封建统治服务的,是封建统治者愚弄劳动人们的工具。但是,传统文化并不是封建统治者创立的,毛泽东曾经说过,佛教禅宗《六祖坛经》是劳动人民的佛经。任何一种优秀的思想,它之所以能够长久地流传开来,决不是一、两个统治者所能左右的,统治者可以把人关起来,但是关不住人的思想。历史上有多少次毁佛运动,但是佛教思想还是长期地流传下来,一直到现在。

  经史着作是传统文化的原始材料,是中国传统美德的历史依据,继承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德必须从孩子抓起。孩子们的世界观还没有形成,需要用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德去熏陶他们,净化他们的思想。因此,“读经”课程,在全国所有学校都可试验。台湾王财贵的“儿童读经”取得了成功的经验,在他的《在现代社会提倡读经之基本理论》中说:“就儿童读经活动来说,‘经书’更是难懂。但儿童之心智发展重点在于‘记忆力’,而不是理解力。所以不要勉强要求理解,而应趁此时一面利用记忆之强,记下一些文化中的精华作品,同时也训练了他的记忆能力。待其长大后,阅读能力自然增强,对本国文化也会有亲切之感,所记得的文句不仅自己可以渐渐领略,如遇到人指教,更能触类旁通。众人之中,将可出现为‘为往圣继绝学’之人才。”“由儿童之读经可以引起家庭接近经典之兴趣,若父母一起读经,更可增进亲子之祥和。”“单从语文程度来说,儿童读经一年,可有高中国文程度,读经二年,可有大学国文程度,读经三年,可有中文系国文程度。至于人格之陶冶气质之变化,其效能更不可测度。”在这种认识基础上,王先生编辑了大字本(不伤眼睛,保护视力)儿童“经典诵读本”,包括《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唐诗三百首》、《诗经》、《易经》、《古文选》、《词曲选》、《三礼春秋选》、《佛经选》等,这些书都是精选精装,价廉物美,为儿童读经提供了很好的教材。当然这些书目前还只能适合台湾,在大陆还没有儿童读经的环境。但是,我想,我国至少在中学和大学要编辑一套系统的读经教材。目前我国的大学毕业生不懂文言文是普遍现象,长此以往,中国文化将会出现断层,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美德将丧失殆尽。开设读经课程,并不是去复古,而是去继承优秀的思想,为今天的两个文明建设服务。

  四、从上层走向下层

  毛泽东同志在1955年3月8日同达赖喇嘛谈话时说:“我们再把眼光放大,要把中国,把世界搞好。佛教教义就有这个思想。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主张普度众生,是代表当时印度受压迫的人讲话。为了免除众生的痛苦,他不当王子,出家创立佛教。因此,信佛的人和我们共产党人合作,在为众生即人民群众解除压迫的痛苦这一点上是共同的。” 毛泽东在1917年8月23日致黎锦熙的长信中即明显表示要学习菩萨精神,说自己的理想就是怀慈悲之心以救苦海众生,同跻大同圣域。他还写信请黎锦熙寄一些佛学书籍。毛泽东的母亲因为信佛,经常周济亲戚和贫者,毛泽东在《祭母文》中高度称赞母亲的博爱精神(有关详情请参见我发于报刊的《毛泽东与佛教》)。从这里可以看出,佛教的精神代表了广大众生即人民群众的利益,它决不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宗教,也决不是麻醉劳动人民的工具。从它一诞生那一时刻起,就是最真实地贴近广大人民群众的,是为众生求得身心的最后解放而创立的。共产党有一句格言:“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这句话正代表了佛教的真正精神,佛祖为解放众生奉献了自己的一切,所以最后也就解放了自己(成佛)。因此,佛教决不仅仅是上层阶级的宗教,而是实实在在为所有众生求得解放而创立的。长期以来,由于历史的误解,以及近人的弯曲,真正的佛教思想没有流传到广大民众中去,民众的佛教信仰,实际上停留在迷信阶段。为了扭转这一现象,必须在世纪之交,实现佛教的通俗化、大众化、平民化,让平民佛教时代早日到来。

  在中国历史上,政教始终是分离的。但事实上历史上许多统治者本身就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这种现象应当怎样分析呢?我认为,这种情况要从多个方面来看。对于历史的贤明君主来说(例如唐太宗),他信仰佛教,是真实地把它作为一种修心进德的工具。对于另外一部份统治者来说,他信仰佛教,则是笼络人心,为个人统治服务的。对于后者来说,佛教虽然在上层阶级存在,但信仰的真实意义已经不复存在。还有一种情况是,历史上的会道门等宗教团体,他们也打着佛教的幌子,实际上是为个人利益服务的。这样的邪教团体,利用宗教搞个人崇拜,实行专制统治,愚弄广大人民群众,真是罪恶累累,十恶不赦。从以上这三种情况来看,在上层佛教中,真正的佛教信仰者是不多的。

  自从十一届三中以来,宗教政策得到逐步落实,佛教信仰也渐渐兴旺起来,但主要局限在名山古刹及旅游景点,真正的平民佛教没有兴旺起来。为了经济利益,旅游及文物等部门,插手佛教,已经比比皆是,政教分离难以存在。同时,各级佛教协会,也渐渐转为行政性质,从信仰行为,转变为政府行为,佛协为应酬花去大量时间,有的佛教协会主要负责人甚至完全由政府干部担任。这样一来,寺庙与佛协的本来意义渐渐消失,更加上其中争权夺利愈演愈烈,寺庙纠纷层出不穷,佛教的真正形像不复存在。有个别僧人为了提高个人地位,滥收徒众,寺庙变成了家庙。各地滥修寺庙,寺庙的庄严形像丧失殆尽。如此下去,就无法使佛教真正贴近民众。广大人民群众,虽然有许多许多真正的信徒,渴望认识佛教,了解佛教,但是他们没有地方得到佛陀的教育。广大居士一盘散沙,思想信仰极其混乱。广东一位老居士来信对我说:“中佛协六代会决议‘加强佛教(四众)自身建设,提高四众素质’,是非常正确的当务之急!遗憾的是,‘题目’出得顶好,但从九三年出题到现在九七年几个春秋了,仅偏重对出家二众的五项素质建设提高,有组织有学院有领导支持,对四众99%以上绝大多数在家二众的五项自身建设却没有顾及,已有居士林的少数地方也未办校培养人才。五项建设是“道风、信仰、教制、人才、组织”,排次序已有倒置之差,实应排为“组织、人才、信仰、教制、道风”才对,才合实际需要!这99%以上四众中占绝大多数广大居士二众还在沙滩上作散沙,无组织,无培养,更谈不上正信仰,有制度规范、好道风了!”因此,把佛陀的教育和佛教的精神落实到广大群众中去,已经是势在必行,一切仁人志士,应当继承“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伟大精神,义不容辞地担当起这一世纪的重任。

  五、从学术走向实证

  在今天,许多学者、教授、社会科学家把佛教当作一门学问来研究,仿佛已经时髦起来了。在历史上,许多伟大的思想家都被佛教博大精深的思想所折服,所以研究佛教也就变成了学问。但是,佛教实际上不是学问,因为它所阐述的理论完全是为求证服务的。古人说:“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佛教正是这样。在我们国家,已经出现了许多佛学专家,他们为弘扬佛教文化,繁荣学术研究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是,由于他们没有认真地去求证,所以他们许多的观点和思想都是错误的。用佛教的话来说,奉法反而是坏法。台湾华藏精舍来信对我说:“末学感到大陆、台湾之佛刊文很多,大部份是个人想法。‘凡夫难测圣境’。有人把佛法当学问来搅,忘了实修实证。奈何明师难求,若没有因缘,福不足,亦当面错过。大陆名山大川,很多菩萨、阿罗汉示现,只是个人诚心不足而已。搅华严佛学之方东美教授,方先生认为佛法、佛学可以相提并论。故他虽然研究华严经,却未有皈依,后来临终前数月,也许死相现前,他被抬到寺门,要求皈依广钦老和尚(正好遇到老和尚)。一个才高八斗的教授,皈依一个识字不多的和尚,另一角度,一个才子,皈依一个高僧。《涅槃经》中,佛云佛说的是最好的奶做成的醍醐,而现在的人的佛的知见,如奶水,奶水由村到镇,镇到市,市到城,每一处商人为多得利而加水,到最后喝到的仍有奶味,却跟醍醐差太远了。‘于自或于他有情,有乐有利正应作。苦而有利亦应作,乐而无利非应作。’”所以佛法不能以凡夫心来妄测圣境,要把佛教的精神落实到生活和工作中去,不要搞成高高在上的佛学。正信、智信的佛教,必须把佛陀的教导落实到实践中去,以出世的精神干入世的事业,佛法与世法水乳交融。

  一个真正的佛学专家,应当为学佛而研究佛学,要以佛陀的教导来指导生活中的行动。光有理论,没有实践,就如空中楼阁,不切实际。光有实践,没有理论,就会盲修瞎炼,失去方向。我们应该精进学佛,珍惜机缘与时光,“人身难得今已得,佛法难闻今已闻,此身不向今生度,更待何生度此身!”

  对于一些居士来说,研究佛学,还应当明白,一切世间法与出世间法都是妙法,世间知识与出世间知识没有彼此之分。因为大乘菩萨不住涅槃、不舍众生,何有出世入世之分呢?所以对于那些虔诚的居士来说,他的研究不能仅仅在佛学范围之内,只有努力掌握渊博的知识,才能大开方便法门,调伏众生。总括起来有五个方面的知识:语文学的声明,工艺学的工巧明,医药学的医方明,论理学的因明,宗教学的内明。在家居士只有掌握人类的科学知识,才能入世实践佛法,为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六、从传统走向科学

  要实现以上五个转变,那么佛教的外在形式必须进行大的改革。那就是要让古老的经书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世人面前。经书的表面形式要变,它的内容也要变。近年来,我渐渐摸索到了一条电脑弘法的道路。我们应该明白,佛经从印度传到中国,从贝叶写经、木版印刷、铅字印刷,不断适应各种变化了的形式,也就是说,不变的是精神,要变的是形式。我在台湾《十方》、国内《台州佛教》等杂志发表了有关电脑弘法的文章后,在读者中引起了反响。辽宁曲居士来信对我说:“应当把古今中外的佛学典籍,以及声音、图像等等,输入电脑,然后用电脑进行整理编辑,再把这些信息加入到internet,即可使佛法弘扬于全世界。”四川成都郑建邦居士来信说:“读了《佛教文化与电脑》一文颇受感动,心里老是想着一个问题:‘当今电脑技术,佛教尚未与之联姻,如果利用它来弘扬佛教,该有多好!’从您的文章中,真地新老界的曙光就要出现了!”浙江三门多宝讲寺智敏上师曾致信于我说,这是前无古人的大好事。

  关于电脑弘法,闻名世界的高僧净空法师说:“我们可以将讲经、念佛的资训,利用现代国际网络传播到全世界。由此可知,道场虽小,可是弘法利生的范围确实遍及全球。往后几年,我们已经预见全世界任何国家、地区,人人都必须有电脑,弘法必须进入电脑时代。”

  把电脑与弘法联系起来,是前年我在写作《安士全书白话解》的构思,把它付诸实践,则得到了《广东佛教》主编黄礼烈居士和上海郑颂英大居士的关怀和支持。当我还在帮助香港佛教图书馆长何泽霖老居士弘法时,就曾接待过西安一位法师,他谈到正在把《大藏经》输入电脑,但有些人不认识电脑,提出非议。我在这时即表示非常随喜赞叹。曾经收到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长吴立民先生给《安士全书白话解》题写的书名,信中谈到他老已组织人力把《大藏经》制成了电脑光盘。要真正使佛教进入电脑网络,还有许多艰巨的工作要作,这决不是一个人的力量所能完成的,一滴水只有放入大海才会永不干涸,我真诚地希望一切有识之士团结起来,让佛法甘霖普降大地众生!

  佛教是超科学的,但并不是反科学的。利用科学来求证佛法,利用科学来发展佛法,这是我们当代人的任务。从另一方面来说,佛教也不迷信科学。以自然科学来说,它的目的是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是人心外驰,贪欲所起,必然破坏人与自然的平衡。人试图作自然的主人,实则已成为自然的奴隶。许多科学家已从此醒悟过来,从形而下之路走向形而上之路。实践证明只有先征服自己,才能征服自然。征服了自己的人,才是真正的勇士。《金刚经》就是谈如何降伏自心的问题,要降伏自心就只有看破红尘从形而上的静悟开始。这就难怪爱因斯坦那么具有宗教情感,牛顿最后要皈依上帝,罗素在数学上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但他称赞佛教最为伟大,这就使我们明白为什么孙中山说“佛学能补科学之偏”的理由了。今天,我国钱学森提出更为严谨的系统科学,提出了人体生命科学的理论和实践。科学实践已经证明佛法是最科学的而且是超科学的。

  科学的发展,表面上看好像人类进步了,但从人的自身来看,却大大落后了。古人写出了血经,这是现代的经书所无法比拟的。不要以为现代科学技术发展,那都是外表繁荣的假象。释迦牟尼佛在世时,根本就不需要经书,因为他的弟子都证了果,有了神通,能够随时随刻领会佛陀的意思。他们不是把经书写在纸上,而是把经书写在心里。随着时代的发展,人类对外界的依赖越来越强。在这个时候,只有依照佛经所说的去做,才能找到真正的解脱之路。这就是印经的伟大意义所在,也是我为什么要这样看重电脑的原因。

  佛法赖以流传下来,全靠经典。但是古老的经典,在今天已经有许多人已经看不懂了,特别是年轻的一代已有很多人从来都没有接触经典了。因此如何使佛经以新的形像出现在世人面前,这是关系到续佛慧命的大问题。所以,我认为经书的内容必须白话化、大众化、通俗化。后学不才,已作《安士全书白话解》,全部输入电脑软盘,在《广东佛教》双月刊连载并已经出书,希望抛砖引玉,并引起各界同仁的重视,今后得到更加完美的版本。现在,我正在编辑一套传统文化教材,输入电脑,以供各级各类学校选用。

  在当代社会里,作为文明产物的电脑正在走向不好的方面。正用减少,邪用上升。对于电脑本身来说,它没有阶级属性,也没有好坏之分,但因为它是文明的产物,就应该是文明的传播者。它的教育性应该一天天增加,它的商业性应该一天天减少。但事实却相反,一些不良的软件正在腐蚀人的灵魂,甚至已经发展到与淫秽为伍,诲淫海盗的光盘象瘟疫一样正在流传,神圣的文化已经严重贬值。没有高尚的文化,人类将与动物等同。因此,电脑作为一种工具。既可以传播文明,也可以传播罪恶。传播文明的软件和光盘,我们应该倍加珍惜;传播罪恶的软件和光盘,我们应该立即销毁。

  同志们,新世界的曙光就要出现,在世纪之交,我们应该为人类奉献什么,这是每一个炎黄子孙都值得认真深思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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