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曼居士谈学佛经历

[叶曼] 发表时间:2017-08-11 作者:叶曼 [投稿] 放大字体 正常 缩小 关闭

叶曼居士谈学佛经历

前言

  叶曼教授,本是学佛的。但她的打坐修行却先通任督二脉,后又斩赤,通三脉七轮;她的经历可以借鉴。大道无为,无为是大道。不要太在意色身上的事。

  南怀瑾先生开场白

  各位朋友,大家好!

  叶曼教授的本名是刘世纶,她的笔名反而掩盖了她的本名。刘教授是湖南人,父亲是世家子,跟王云五、韩德清是结拜兄弟。她在家里可以说是标准的大小姐。她,在北大是学经济的,从此学会了经济,懂得了经济的道理,也懂得了人生大经济的道理。

  她中学还未毕业,父亲病了三天就去世了。大家都以为她家很富有,但经她清理下来,不谨根本没有财产,而且,还欠下一笔债,她在年少丧父的悲痛外,又发现家庭的实际经济状况,所受的打击实在太大,真使她痛苦到了极点。那时,她的哥哥还在南方读书,她的弟弟都还小,还有不到四十岁的母亲,另外,那么多的债务,那么多的未了事情,都需要处理。她自己还只是个中学生,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也只有挑起这付重担子。清理了父亲在各地留下来的困难问题后,接著培养弟弟们念书,以及侍候她的母亲。刘教授过去就是这样的一个青年,在那样一个痛苦的经验中奋斗成长。今天,青年们在**长大,由幼稚园一路读到大学,是很难想像那种环境的。后来,她结婚成家,做公务员,又成为一位很成功的外交官的夫人,她的先生就是我们大家所熟悉的,前驻沙乌地阿拉伯的大使—田宝岱先生。在外交圈里,这位大使夫人是很有名的。她自己写作、教书,加上学佛、学禅、学密,几乎没有一样她不想学。现在年纪虽不小了,仍好学不倦,如同年轻人一样,现在还在学打太极拳。每天可怜巴巴的,两条腿都蹲得发酸,忘记了自己年龄,仍然艰苦的练习。我看她这十几年当中,真的做到了学而不倦,而且,所学的每一样都非常专精。她对人生是认真负责的,她把这个人生的一切都看成是人应该完尽的义务与责任。不管是出世法或入世法,她都用一种特别的专注精神去从事。

  所以,今天我不要她定什么题目,就是讲她过去的学佛的经过。她讲两个钟头可以,连续讲下去更好。我相信会给大家一个很大的启发。

  我今天介绍叶曼教授,简单的介绍到这里。谢谢各位!

叶曼老师的演讲

  老师!诸位法师们!诸位先进的道友们!

  刚才,老师介绍我的一些话,使我感到非常的惭愧,但是,又非常的感动。说实在的,我跟老师学了二十三年的佛,也挨了二十三年的骂,刚才是第一次听见老师夸奖我。这真是大出我意外的,我已经感动得快要流眼泪了。因为,过去20多年,老师是恨我不成材,把我看得一无是处。这样也不对,那样也不对,我后来才知道,原来他是希望我能永远不停的进步。现在老师给我那么多的夸奖和期许,也许,在世间法上,老师认为我这个老孺子还可数。至于出世法,今天,我就秉承老师的命令,跟诸位来谈一谈。说实在的,我的学佛的心路历程,非常的平凡。我学佛的时间、学佛的经验也非常的浅,同时,也非常短。要我到这里来和诸位谈这个问题,对于学佛的先进们,和老参菩萨们,真会使我贻笑大方。

  见其生,不忍见其死

  谈起学佛,这一段心路历程,应该从我很小的时候说起。我吃长素,从八岁就吃素,但却不是为学佛而吃素。在北方,平常是不吃羊肉的,要到立秋以后,才能吃羊肉。因为,羊肉不能在热天的时候吃,立秋以后,北方天气就凉了,才可以吃补。我八岁那一年,我们全家去羊肉馆子贴秋膘。进门时看到有人牵著一只羊拉进后院,那头羊跪在门口“咩—咩—”地叫着,不肯进去。听起来羊的叫声跟哭声一样的悲惨,我当时心里就非常的难过。等到进了馆子,坐下来后,准备吃涮锅子,伙计将切得薄薄的羊肉,摆在桌子,鲜红耀眼,我一看,立刻想到刚才我看到的那头哭著的羊,心里的难过,真是无法形容。我怎样也吃不下去,从此以后,我就不再吃任何有生命的东西了。

  这一个决定使家里的人当时颇为欣赏,认为这孩子心地非常的仁慈。但是,我的父母与至亲好友认为这种事情,是经常会发生在一个小孩子的身上的,当孩子们看到杀鸡、杀鱼就会常常几天不吃鸡鱼,可是过几天也就忘记了。他们想,我也会如此。然而,这一个素,一吃就是十四年,一直到抗战我结婚为止。别人以为我吃素是为了信佛,我总会说:“我才不信佛哩,我吃的是儒家素。”别人说:“儒家是不吃素的,那里有儒家素?”我说:“孟子不是说过吗?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这就是儒家素!”

  幼年的私塾教育

  我父亲对我的教育用的是非常独特的办法,六岁开蒙,念的不是三字经、千字文,而是左传。当我九岁把左传读完,然后,再开始续孟子、论语和古文。到了十岁,才开始进高小一年级。

  我不但否认吃素是因为信佛,而且,对于佛法佛教有非常大的反感。这种反感一直到我遇见南老师,听楞严经的时候,才停止。

  为什么有这种反感呢?

  刚才,南老师谈到王云五先生、韩德清先生和先父的关系,他们都是宋教仁先生的崇拜者,他们追随宋先生从事革命。当宋先生被刺杀后,他们便开始反袁,于是被袁世凯通缉,先父和韩先生两人化装跑到上海,住在王云五先生在租界的家里,躲在他的小阁楼上,连大街都不敢去,一直躲到袁世凯失败,他们才出来。所以,他们三个人结拜为把兄弟,三个人约定,绝不从事政治,所以王云五先生专门办商务印书馆,他从政,是以后的事。先父从事工业。韩德清先生则专研佛法,他就是那位被称为「南欧北韩」的清净居士。在结拜三兄弟当中,韩先生是最小的,因为在韩冢七兄弟中,他排行第五,我们称他为“五叔”。老式的人,兄弟辈对于兄长,是非常恭敬的。所以,每年初一,五叔和他的太太都到我们家里来拜年,而且是恭敬的下跪。

  后来,我父亲为他盖了一楝房子,组成“三时学会”,这位五叔,突然间成了我们全家大小的师父。每逢过年,韩五叔不再到我家来拜年,而是父亲领著全家去向韩五叔——我们改称“师父”的去拜年了,父亲率领我们全家,恭敬的向他行跪拜礼。

  父亲每次去三时学会听经,见了清净居士,总是先跪在地上向他顶礼。自小耳儒目染,使我深深觉得对于传法的老师,应该非常、非常的恭敬。所以,后来当我看到有人对老师不恭敬时,我就会很生气,觉得简直是不可饶恕的事情。

  不沾佛学

  清净居士研究的是唯识宗,父亲认为我从小读古书,对于文学方面,应该是了解的,所以,就带著我去听“成唯识论”。诸位可以想像,一个十一、二岁的孩子,去听“成唯识论”,那简值是对牛弹琴。记得有一天,我听得很不耐烦,实在坐不住了,心里起了很深、很深的反感,我突然感觉到:“什么叫佛法?佛法只不过是有钱、有闲的士大夫们高级的消遣品而已”。这一个念头,到后来自己真心学佛了,回想起来,非常感到惭愧,很后悔自己当时的幼稚与无知另一方面,我母亲不认识字,父亲研究的“成唯识论”是她所不能理解的。她学佛,就只是烧香拜佛。父亲给我一件工作,就是教母亲念一些最简单的经。第一部经就是阿弥陀经,然后是教她念往生咒大悲咒。那时,我一面教母亲念经,心里就一面起反感。认为经文上所说的好像是在贿赂愚人去信佛,什么金沙布地、金银琉璃、赤珠玛脑、七重行树、七重罗网的,彷佛是说:我这里一切都奢侈华丽极了,你们若是念佛,你们就可以到我的国土来。

  母亲每天就只知道念、念、念,早晚念,除了念,就是烧香、拜佛。可是等到她的—些佛事做完了,其他的生活和平常人完全一样,她照常发脾气,她照常打麻将,一切生活跟普通人并没有两样,多的只不过早晚三柱香,拜佛,持咒、念经而已除此之外,生活与心性上与学佛毫不相关、毫不发生影响。所以,看到母亲这种学佛更加深我对佛法的反感。我认为佛教只是士大夫有闲阶级的高级消遣品,和无知妇女祈求福报的安慰品。

  所以,我从来不谈佛法、从来也不沾惹佛教,不过我仍然吃我自己的素。

  亲情深似海

  吃素的过程,说起来是很艰苦的。首先,家里父母就反对,认为孩子们正值发育时期,成长的阶段,营养不够是不行的。当时,我不但不吃任何有生命的,连鸡蛋也不吃,我对于豆腐类的制成品又讨厌,我吃的就只有青菜了。所以,家人急得不得了。有时候想起来,父母的恩情,真是深呵!(这时,刘教授停顾了很久没讲话)

  当时,我父亲就买来“起士”(乳酪),最好的,瑞典蓝颜色的“起士”,那股臭味就好像好几天没有洗的脚一样臭。我怎样也不肯吃,因此,父亲就悬赏,他知道我的脾气,假使告诉我是为了我的营养,我一定不肯吃。因此,他就宣布:谁要是吃一片“起土”就给一块钱,那时候一块钱,价值大得很,可以买一百五十个鸡蛋。同时,还要我们吃鲜番茄,谁要能吃一个鲜番茄,也给一块钱。兄弟们装模做样的宁不要钱,也不肯吃,没有一个跟我抢我却要表示勇敢,皱着眉头硬吞下去。后来才知道,他们背后都是讲好了的就是为了给我一点营养。我为了钱,拼命的吃这两样东西。到后来,钱没了,我自己却已经爱吃生番茄和起士了。到了自己做父母后,才想到父母用心之深,对于儿女的爱,那是没有方法去衡量的。而我自己为了吃素也吃过不少苦头,从小学到大学,吃素使我变成大家嘲笑的对象,我的午餐经常就是一碗阳春面。各位知道,人性不是太善的,孩子们更是非常残酷,所以一般孩子和青年都不敢和同伴不同,无论穿衣、饮食,无论做什么都得大家一样,才不会受歧视。像我这样的一个人跟大家在一起,他们大吃、大喝,而我顶多是吃馒头和咸菜,或者是阳春面。他们认为:年纪轻轻的吃素,简直像小老太婆一样,常常拿来作谈笑的资料,虽然他们并不欺负我,可是在那种情形之下,要是一般年青人,早就放弃了。

  我吃素,不是怕因果报应,因为我那时根本不信佛,更不相信轮回。我吃素,纯粹只是为了不忍心。所以,有时候被他们逼急了,我就说:我绝不吃尸体。他们说:“哎呀!你这人真讨厌,我们正在吃饭,你讲点好听的,可以吗?”我说:“本来就是实情,现在你们吃的全是尸体,而且是支解了的、腐烂了的尸体,我不但不忍心吃,我都不忍心看。”

  我告诉他们:“我看到碗里的鸡,就想到鸡飞,看到盘子里的鱼,就想到鱼游,看见猪肉、牛肉的时候,就想到猪和中活著的模样,这样怎能使人吃得下去。”

  神秘的经验

  我虽然不信佛,但是有一次,我曾经亲见一桩神秘的景象,那就是先父的去世。先父是患脑充血只有三天就去世。那时,他的眼睛已经看不见,也不能说话,右半身完全瘫痪,可是,他的神识非常清楚。说来不怕诸位笑话,我的母亲从一数到一百,就再也不能数下去了。如果把她一个人带到峨眉街让她在西门町逛,稍停再在峨媚街原地见,准保她再也找不到峨媚街了。但是她却是一个绝顶聪明的女性,智慧很高,反应很快。在这种情形之下,可以想到我父亲是多么著急,那么多未了的事,妻儿以后的生活,都将如何安排,所以他闭起眼睛立遗嘱、安排后事,那些字虽然是闭著眼睛写的,仍然很美、很清楚。

  父亲去世的头一天晚上,我母亲嘱咐我们说:“不管你们信佛或是不信,大家都必须围在他的床前一起念‘阿弥陀佛’。”俗语说“平时不烧香,急时抱佛脚”,那时候,只要有人能救我父亲的命,你让我割下肉来,片片支解,我都愿意,更何况是虔诚的念佛?

  整整三天,我的母亲一直没有离开过父亲的床边。一直都斜欹在他的身旁。

  亲友大半部回去休息了,那是一个很宁静的寒夜,我母亲突然尖声大叫起来,那个声音真是凄厉无比,她连连的喊著:“不要—不要!”然后,舌头便缩进喉咙里而去了。于是立刻请了医生来急救,把她抬到另一个房间,她有一个月都不能说话,因为舌头伸不出来。喂东西吃的时候,都是拿著汤匙一点点送进嘴里。

  彼来她能说话了,才告诉我们:“以前,曾跟你父亲有一个约誓,就是我们生同案、死同时。我那时正在看著你父亲,突然过道看见父亲跟一大堆人往外面走,你父亲停下来,向我招招手,并且向我说:你不是说要跟我一起走的嘛?走啊!”低头一看,你父亲正睡在我的臂弯里叹气。立刻我知道你父亲没救了,我知道他是要我跟他一起走,但,一屋子的孩子都这么小,我说:“不要!不要!孩子还这么小。就这么一下,我就晕过去了,后来的事情,我就不知道了。”

  母亲晕去后,便由我代替她陪在父亲旁边。父亲的神识非常清楚,我向他说了很多话,他彷佛在听著,又彷佛无反应,我就说:“您叫我……”他就以极轻微含糊的声音叫我的绰号,这是父女间亲腻的称呼,我很高兴的向他保证:“您很快就会好的,没有关系,我愿意侍候您一辈子,只要您活下去!”

  这时,只见他脸上变了色,急急的把手伸出来,只有姆指和小指伸出,握拳成一个“六”字,我不了解“六”是什么意义?在亲友中没有排行“六”的,我想不出任何有与“六”字有关联的人和物,所以一再的问“六”什么,我父亲便含糊的说:“笨!笨!”依旧一再的伸手作“六”。

  从我母亲晕倒,闹到现在,差不多是清晨四、五点钟了,他不再说什么,只是连连的叹气。

  那时,我们住在青岛,青岛有很多的教堂,那天,正是圣诞节——十二月廿五日,早上六点锺,全市的教堂敲钟,庆祝圣诞,正在百锺齐呜的时候,我父亲叹了一口长长的气,就过去了。

  那时才知道,他要预告我的是要我知道早上六点钟,他就要走了。

  所以,这是一件非常不可思议的神秘经验。

  一个中风的人,眼睛已看不见了,话也说不出来了,他的神识却能那么清楚的告诉我们他的正确死期。这件事情,一直使我不能了解。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到不可以常理解释的事情。

  重担一肩挑

  等到父亲过世以后,突然间,我从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大小姐生活,开始要肩负起很多麻烦的事——照料母亲和弟妹、料理债务、扶榇回北平、安葬、定居。当时弟弟妹妹们都小,我自己也还没有中学毕业,突然间,我长大了。

  这时,我深深体会到友谊的可贵,朋友的帮忙太大了,我们每一个人都完成了大学学业,使母亲安享她的馀年,这全都是靠了朋友的帮忙与协助。这些朋友,知道我父亲身后萧条情形后,他们凑足一笔基金,作为我们兄弟姊妹们的教育费,这一点,我是一生都感激的,譬如王云五先生在上海写信来吊唁并寄来五百元,在那时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卢沟桥事变发生一年后,北大通知我们、。如果在最后一年还不回到大后方的联大,就不发给我们北大的文凭。于是,我们准备到大后方去,但是家人不准孤男寡女结伴同行,必须结婚后才能走,所以,在仓促之间,我们就结了婚,婚后七天就离开了北平,扮成新婚夫妇到天津去蜜月旅行,然后从租界上船经过香港、安南,这样的到了大后方。[page]

  外交生涯

  毕业后,田先生进了外交部,我进了中国农民银行。

  珍珠港事变发生之后,我们被派往芝加哥做副领事,这是我第一次出国,从此我也再没有见过我的家人。后来政府迁都南京,一直到迁都到台北,我们都是在海外,国外一住就十三年。

  在这十三年中,我们走了很多国家,可以说那个生活就像转陀螺一样。我算计一下,大约每三年大搬一次家。所以,我每到一个地方,随时都作搬家的准备,每逢到了一个新地方,刚刚把人弄熟了,和当地的政府与侨团也熟识了,便又要开始调到另一个新的国家去。

  就足这样的搬家、安家、联络、交际、环境才摸熟,一级命令下来,又得收拾行李走路。

  这种调动,事先绝不通知,接到命令,一个月之内,必须起程,、永远是田先生先走,我则留在当地整理东西,等候孩子学业告一段落,然后,带著孩子们,追随前往。

  田先生到了新住所,多半寄居旅舍或暂时借住人家里,直到我去了以后,才找房子、买家俱、安家。所以这十几年二直过的是这种生活,没有时间让我从容地想一想:人生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生活就像陀螺一样地转著,这种情形,一直到了一九五六年,我们回到**。十三年来第一次回到祖国。

  那时,外交部给田先生的薪水是台币七百元,刚刚够他来回坐车和抽烟,所以,整个家庭的开销,他就一切拜托了我,由我全权处理了。

  对于一位既不会贪污,又不会想花样赚钱的先生,唯有自己去想办法了,写文章、教书,所以,今天除非不得已,我是绝不写文章的,我写文章的开始,不是为了出名,而是为了赚钱,我的文章,先在国外发表,然后在国内刊登,接著在杂志上转载,最后,又在中央广播电台由我亲自广播一遍,我叫它“一文四吃”,如此这般而维持了这个五口之家。

  虽然又忙又累,但是周围的环境和气氛,却开始激发了思想,开始想的第一个问题,便是什么是人生?自己已经到了中年,却感到一事无成,看看孩子都逐渐长大,不由得感慨的对他们说:“我此生就是这样了,唯有希望你们将来成大事、立大业。”说完这句话,猛然想起父亲当年也曾如此的告诉我,而我现在向我的儿女说,将来我的儿女再向他们的儿女说,就这样一代一代的说下去。人生到底真的为了什么?我为什么会出生?生的目的是什么?我将来死了以后向那里去?我想起我小的时候,也和所有的孩子一样,很好奇,常常有一大堆的问题,为什么?为什么?那时孩子们对父母很恭敬,也很疏远,不敢拿问题去烦他们,只是自己一个人闷烦傻想,想不通,便安慰自己:没有关系的啦!这些问题,我早晚会明白,突然的,会有一天,我明白了,那么那些小问题,也就都会明白了。现在过了四十岁,对于那些问题,反而没有小时候的自信,也决不敢希望突然的了悟一切。我必须努力的去寻求解答。

  我开始读书,找朋友讨论,首先,从哲学方面的书籍入手,愈看愈不懂,哲学使我如一般人所描写的:“把一大堆我们都不太明了的名词,组合成美丽复离的辞句,读了它,把人绕得晕头转向,而不留任何概念。”

  书本上,不曾给我具体的答覆。

  于是,很自然走向宗教的领域。

  向牧师质疑

  在那时候,基督教非常时髦,谁若能到士林作礼拜,那代表着某种特殊身份,一些年龄和我差不多的太太们,一听我对人生发生了研究的兴趣,她们大为高兴,就把我找了去谈。当他们没有办法解答我的问题时,就要我去作礼拜。牧师的讲道不曾说服我,于是她们便为我举行家庭礼拜。我向她们说:“我是要问牧师问题的!”她们说:“你尽管问好了,他们会答覆你一切的。”

  我可以告诉各位,我最高的记录,是曾经在一个星期当中,做了七次的家庭礼拜。在每一次的家庭礼拜中,她们都希望能够把我说服,如果我能信了教,她们认为我将是基督教的一个生力军。他们很看得起我,总是向牧师说:“你们尽你们的力量,无论她问了多直率、多坦白的问题,都要答覆她。你们若能说服了她,我们就会得到一个很好的教友。”

  每一次,在牧师讲道后,我就问:“XX牧师!对不起,我有一些问题,可能是犯禁忌的,非常不礼貌的,假如你能答覆的了,我就立刻受洗。”

  我的问题是创世纪的记载。

  1.上帝为什么造亚当?

  2.造了亚当又为什么造夏娃?

  3.为什么又在伊甸园里,种有智慧树和生命树,却告诉他们:“只有这两颗树上的果子不可以吃?”

  4.为什么又造了一条多嘴的蛇,让蛇去引诱了夏娃,再让夏娃去引诱亚当,违背上帝的意旨—偷吃禁莫?

  5.上帝知不知道,这些事情都会发生?上帝假使不知道,上帝便不是全知。

  6.亚当、夏娃是他创造的,蛇也是他创造的,他们犯的罪,比起今天的人类所犯的罪,真是不足微道了,上帝能不能防范他们犯下罪过,上帝连他创造的,都不能控制,那么,上帝就不是全能的。

  7.上帝既不是全知,又不是全能,而且,上帝也不太仁慈,即使一般做父母的都会设法,使孩子远离危险物,并且尽量加以防范,使孩子不会受到伤害,上帝造了危险东西,却不设防的放在那儿,难道上帝的爱,连世俗的父母都不如?怎么能说“上帝是最仁慈的呢?”

  8.亚当、夏娃也没有犯太大的错,他们只是违背上帝的命令,偷吃了智慧果,难道上帝这么嫉妒,这样心胸偏狭,只准他自己聪明,别人就不准有智慧?一有了智慧,就得驱逐出伊甸园?这上帝未免心胸太狭窄了,这样的上帝,叫我怎能信服?

  “殊途也不同归”

  非常惭愧!这样差不多问了一年,也没人能答覆我。

  非常的可笑的,在辅仁任教的时候,曾在一个公开的演讲上,我曾用佛法来解释创世纪,前头一排坐的全是神父。

  有一天,有位长辈,夫妇俩都是虔诚的**徒。从早上九点和我谈到中午十二点,还是辜负了他们二位的苦心。当时,他们会急著想带我去士林受洗。我说:“对不起,我不愿欺骗您们二位老人家,更不能欺骗您们的上帝。因为我也从来不欺骗我自己。”接著我又说:“到士林受洗,这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机会,现在,假如我跟您们去了,不是为了上帝,而却是为了功利的目的,这样的话,也污辱了您们对我的一片爱心。”

  从此,我跟基督教使绝缘了。

  很久以后,碰到一位基督徒的教友,她问起我是不是还在学佛?我说:“是呀!你现在还信基督教?呵!没有关系,条条大路通罗马,殊途同归,将来咱们都会在天国相会的。”她说:“不要梦想,将来你是下地狱的,我是上天堂的,咱们两人殊途可不同归。”

  当然,她是开玩笑的,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几乎我和这些老朋友都断了关系。我也不再像小时候,那么天真的认为:总有一天我会突然开悟了,于是一切问题也就都明白了,那时还不懂得“开悟”,这个名词的含义。只是不明白的事情太多、太多了。连手上为什么生五个指头,我都不明白。愈不明白,心里愈烦。

  问题有这么多,教我如何打开这重重的疑团?

  明师难得

  正在旁徨苦闷的时候,北大的同学—张起钧教授,他认识了南老师。

  一天,他来看我,说:“我遇见了一位异人,这个人,什么都懂,我去找找他,看你能不能去见他一面。”他去找南老师。南老师说:“是位太太?哎呀!算了,你不要给我找麻烦,这些太太们学佛,不是为了夫妻吵架,就是为了儿女不乖,要不然,就是这个、那个的一大堆的家长里短,要不就是迷信,求佛保佑,你干么给我找这个麻烦,我那有闲功夫来跟他们罗嗦?”

  我这位老友大概在老师那儿,替我吹嘘了一番,费尽了唇舌,才欢天喜地的跑来说:“南老师答应了,好不容易他才肯见你,见了面,说话的时候,可不要随便乱发议论哟!”

  当时,我心想:这样一位异人,我得好好准备一下,不可让他小看了我,把我当做一般的婆婆妈妈,只会唠叨罗嗦。

  我第一次见到了南老师。老师开口就问:“你来找我作什么?”我说:“我想请教生死的问题。”

  老师说:“什么生死问题?”

  我说:“我想知道生从何处来?死向何处去?”

  老师说:“你从哪里学来这两句话?”

  我说:“这是人人都想要知道的。”

  老师说:“你知道了,还不是得活下去。你知道了,还不是照旧的会死?”

  我说:“南先生,这其间可有分别,知道了以后,至少活著不会活得乱七八糟,死也不会死的糊里糊涂。”

  老师许久没有说话,转过头来,对张起钧教授说:“这位太太倒是可以学学禅!”

  那时候,我不懂得什么是禅。很惭愧!连“佛”是什么意思也不知道。什么是菩提?什么是四苦?八苦?什么是六波罗密?什么是菩提萨捶?连名字都没有听过,更别说懂得其中含义了。

  老师给我一本“禅海蠡测”。我花了一天一夜的功夫,生吞活剥的把这本书看完,再去见老师。老师问:“有什么疑问没有?”我说:“没有。”

  于是,老师就告诉我:“我在一个地方讲经,是不对外公开的,在一个朋友的家里,你以后每个礼拜来听好了。”

  自从一见楞严后不读人间糟粕书

  讲经的地方是北投的杨管北先生的家中。

  我听的第一部经就是楞严经,幸好第一回接触的不是“成唯识论”,也不是“阿弥陀经”,而是楞严经。否则我又掉头而去了。真是自从一读楞严后,不看人间糟粕书。

  虽然是中途插进去听楞严,名词也不懂,佛理更不通,但是文字和说理,立刻使我著了迷,每次听经,内心中总是充满了欢愉的心情。

  老师讲,我写笔记,回来再整理,从头温习回想一遍,再把老师下次要讲的,事先再看一遍。半部楞严经听完以后,我请求老师从头再讲一遍。

  听讲的人中,有位程沧波先生,程先生的文章学问都是有名的。他说:“像我们这一班人,听了两遍楞严经还是不能全懂,年轻人,或是文学基础不好的人,又怎么能看得懂?老师,若是能把楞严经翻成白话,就会普及众生了。”

  今天,举目四看,当年听经的人,眼前没几个了。

  出钱印书的是杨管老,供应纸笔的是杨太太,还要找一个能帮整理稿子的人,这件工作就派到我的头上来了。

  将近半年的时间,老师笔下很快,楞严经就翻成了白话。我则一边抄写,一边加上标点符号。

  不久,我先生外放,派任驻雪梨的总领事,我们又出国了。我跟老师学习的时间,算起来,不过一年半。

  出国时,携带的就是一部楞严经,因为它是我唯一读过的佛经。后来,老师将印好的楞严大义精解寄给我,在澳洲的三年,每一天,我都把这两本书对照著重新逐字的仔细看,并作眉批。

  现在再说说我的坐功。刚刚遇见老师时,便按著老师的教导,学习打坐,腿也盘不起束,那是一种近乎散坐的打坐。可是坐的第二天,刚一上座,突然间觉得有一个从尾闾那儿往上冲,就好像蒸汽机一样的强烈,仿佛有一个类似圆柱的帮浦,往上直冲,这一下可真把我吓坏了。我想:“糟了—这个大概就是所谓走火入魔了吧?”于是,赶紧下座,跑去告诉老师。

  老师说:“没想到你这么一把岁数了,又结过婚,生过孩子的人,还能一打坐,就碰上这种事,真是可惜,我应该先告诉你的,你把这机会失掉了,下次若有这种情形发生,不要慌,再继续坐下去,看看还会发生什么事情。”

  很可惜,从那次以后,就再也没有发生过那种现象了。

  在澳洲三年,调到菲律宾又住了一年。

  这时,我的女儿正准备生第二个孩子,于是,我就赶到美国去照料她。万里归来只为她。[page]

  第一次打七

  这一年,是一九六四年。南老师准备在阴历大年初二,举办“打七”。

  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我排除了很多的困难,预备离开美国赶回台北。当时,我的女儿哭丧若睑说:“妈妈—要不是您是我的妈妈,我真要说您简直是疯了,哪有在大年除夕,把儿女孙女扔下不管,自己走了?若是回到菲律宾跟爸爸去过年,还说得过去,可是,您这时回去,却是为了打七。这真是怎么一回事呀?”

  我说:“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总之,这个机会我是不愿意错过的。”

  这一次,我是抱著求知、求证的心,在大年除夕万里飞回台湾。在国外几年,《楞严经》都给我翻烂了,理趣上虽然知道了不少,但在自己身心方面,却觉得毫无受用。

  因此,这一次“打七”,我抱定破釜沉舟的决心。对自己说:“假使在这七天之内,我若不能证实任何东西,从此以后,我不再学佛,不再谈佛了,无论佛的教理是多深,文字多美,依然只是谈禅说法,于事又有何帮助呢?五年来我把自己整个心都挂在上面,可是抓不著!摸不到!碰不见!丢又丢不下,放又放不开,到头仍旧什么都不知道,长此下去,岂非浪费生命?”所以,当时是抱著这种决心去打七的。我的脾气不太好,而且很执拗,老师经常说我,一个女人,怎么有这么大的霸气?应该放柔和些。

  我自己倒不认为这是什么霸气,无论别人如何夸赞我,我觉得自己并不很聪明,因此,只有一个办法:勤能补拙,最好是下死功夫。所以,无论学什么东西,本著笨鸟先飞的原则,我总会比别人早一步,下多一点功夫。那么我就不会比人家落后得太远。而我学佛,起步已太迟,兼之自感老大,更深怕他生未。而又此生先休,所以才会如此的著急。

  因此,我下定决心,在这七天之中,一定要把这档子事弄个清楚明白,作个最后了断。

  大年除夕,赶到了台北。第二天,补办了入境手续,向朋友借了铺盖,未通知任何亲友,只向老师拜了年,便澄心静虑的住在旅馆,准备第二天上山,到杨管北先生的别墅去「打七」。

  那年,仿佛都是男士,只有我一个女人。

  在禅七中,一天、两天、三天……过去了,我非常的虔诚、专精、老师说的法,我心领神会的细琢磨。老师教的法门,我都认真的去参修,他要我们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在那几天当中,我一句话也不说,一副要打官司的脸,不说也不笑。朋友们安慰我说:“这事情,不能急,要慢慢来。”我劈头的反驳他们说:“慢慢来,等到死了再来?还是等到像您这么老了再来?”

  我就像是疯狗一样,只要谁劝我,我就不客气的反驳回去。甚至于连老师的话,我若听不顺耳,也板著脸反驳。我认为只是打打坐、数数呼吸、听听经,不管理论上有多好,但是对于自己毫无补益,并不能证实什么,这岂不是依旧在拿佛法来消遣?

  那时我的心情,实在太坏了,把所有的朋友都顶撞了,我不是气冲斗牛的瞪著两只眼睛发脾气,就是闭著两只眼睛生闷气,饭也不吃,觉也不睡,满脸的杀气,真像卖牛肉的样子——这是后来同参们描述我的当时神情。

  到了第四天晚上,大概是有人对老师说:要是再不管她,她可能就真要发疯了。于是,老师把我叫了去。

  老师说:“你在闹什么呀!”

  我说:“太多的问题,从头到尾,我都不能解答。”

  老师说:“你这样,就能解决得了吗?现在,你静下来,冷静下来……一切问题都不要想,全都放下。”

  我瞪著两个眼睛看著老师。

  老师只是说:“静下来,什么都不要想!”

  我静了下来,突然间,我有如醍醐灌顶,从头顶静到足心,我立即体会到,真正体会到:“狂性自歇,歇即菩提。”

  一切问题立刻溶化消失,心中豁然开朗,一种说不出的欢喜、舒畅、宁静,那是难以述说的。

  我高兴的说:“老师,就这么简单?”

  老师说:“根本就不复杂!”

  我说:“就这么平凡?”

  老师说:“从来就没有隐密。”

  于是老师叮嘱我:“好了,就是这个意境,一直保住下去,不要睡觉,不要动,好好保住。”

  老师离开后,我继续坐了许久。忽然想起,脚还没洗,牙也没刷,赶紧下座,到了浴室,清洗一番,然后,躺了下来,倒头就睡。这一觉真是睡得好香,好甜。

  第二天,一早老师问我:“怎么样?昨天怎么样?”

  只见老师把眼睛一瞪,大声的说:“告诉你不要睡,继续坐下去,你为什么不听?”

  我说:“老师!我的脚没洗,牙也没刷……”

  老师不等我说完,就向我吼著说:“这就是你的洁癖!这就是习气!这就是业力!”骂了一大堆。

  我听了,一点不觉委屈,反而心平气和的说:老师——您昨天讲密勒日巴尊者的故事,当他飘在半空中下不来的时候,把他老师给的锦囊打开一看,原来只是告诉他:“此时最需好饮食。”其实,此时也需好睡眠哩。

  老师笑了,没有再说什么。

  那一整天,坐得非常好,不必用什么法门,自然的万虑俱寂,而又充满欢喜。彷佛一切原本就是如此的。到了晚上,刚躺下来,突然感觉下腹部,脐以下,整个热气充满,就像山里氤氲的云,翻滚弥漫,越来越密越厚,又暖又充实,忽然有一股气从密集的云层里直往上冲,顺著喉咙、唇、舌、人中、鼻子到眉尖,然后分成三叉,牢牢的,把顶门按住。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既不害怕,更不心乱,反觉得很有意思,心里想:你可以上来,你是不是也可以下去呢?这么一问,“他”就真的下去了。我又再跟“他”商量:你是不是可以再上来?于是,这股气又上来了。

  我开玩笑的问“他”:也能从后面上来吗?“他”就另分一股从后面尾闾,沿著脊椎、后脑,然后分为五支,冲了上来。这样一前一后两股气,上面各分出叉,把我的头部密密抱持住。

  我摇一摇头,摇不掉他,但是心里要他上来,他就上来。要他下去,他就下去。我就这样的和他戏耍了好半天,觉得有趣而又舒服,然后,我安然的睡去。

  第二天清早,几乎把他忘了。但是把头一摇,才发现他还在那儿。清清楚楚的在那儿,这一下,我知道“他”不太简单,立刻奔跑到老师的房里,报告昨天发生的事惰。

  老师立刻吩咐鸣钟集众,大伙儿都到了禅堂。老师向大众宣布:我们大家来庆祝叶曼——她,任脉、督脉一齐打通了。”

  我好奇地问:“什么叫任脉?督脉?打通了又怎样?”

  老师说:“前面的叫任脉,后面的叫督脉。其他问题,暂时先放下,现在,你一切不要管,只是好好地保住!”

  当时,我心想:老师既然如此郑重地当众宣布,当然不是走火入魔,反正我心里现在很喜悦满足,其他的由“他”去罢!

  我就那样的继续坐下去,腿不累,心不乱,肚子也不饿。

  一直坐到下午,发觉月经来了,而且,来很猛,算算日子,刚刚过去几天,这恐怕真的出了毛病了,于是,赶紧去请教老师。

  老师一听,高兴的说:“好哇!赶紧斩!”

  我问:“斩什么?”

  老师说:“斩赤龙呀!就是斩那个东西。这正是最好的时候。”

  我追问:“怎么斩?”

  老师说:“我又不是女人,我怎么知道如何斩?你自己现在应该自己知道了!”

  说实在,斩赤龙,正和任、督二脉一样,都是生平第一次听到,根本不知如何处置。但是,心里一横,想著:古人说:“朝闻道,夕死可矣!”死就死吧!不去管它!斩不斩的话,至多不过是血崩。所以我虽是茫然,却很安静的走开。老师突然在我身后,说:“空掉它。”回到座具,心想:空掉它?这个我做得到。对!空掉它。

  刚这么一想刹那间,血就止住了,它的停住,正像它来时的突然与猛烈。

  原来身上前后的两道气,在血止的同时,突然间,转变成了一道急流。原来这两道气,我是可以任意使“他”升降的,这时,“他”却自己变成一道河流,周身上下前后轮转,转动的时候,可以觉得:有个轨道,并且上面有个东西,“突—突!突—”的在轨道上奔驰,就像是火车在一条有三根铁轨的轨道上飞奔前进。

  我又去报告老师:“现在血是止住了,但是身上又出了变化,任脉、督脉全没有了,它们连成一条河流,上面还有一个小火车的东西,‘通!通!通!’的在旋转。”

  老师说:“哎呀!你怎么这样的好运气!真是瞎猫又碰上了死老鼠。这是转河车!不是转火车。”

  我问:“什么是河车?”

  老师说:“就像那古时耕田用的河车,农夫踩在上面转动著,把木格子的水随著从下面兜上来。从前,古时候,没有火车,所以,把这个现象称为转河车。”

  这时,已是第六天了。

  第七天,我们打七结束,大家下山。我内心充满了喜悦与满足,我并没有得到什么,只是体会了“狂性自歇,歇即菩提”的确切含义,同时,使我了解并且确信“心物一元”。

  从前我必须用尽各种方法在静坐中求定,还是得不到。现在一坐下,我的心自然就安定,不必用持咒、念佛、观想等等去除妄念,妄念自然没有了。

  至此我深深体会到心真能影响物,反过来说,物也能影响心。而心物两个东西,实在同一的。在事实上,我并无所得,只是解了“狂性自歇,歇即菩提”的真义,就有这许多的身体的变动发生。

  打七结束时,我向老师叩首礼拜,很感激的说:“我流浪了二、三十年,现在,总算找到家了。从此以后,不会再去东奔西闯,同时从现在起,我再开始吃素。”小时候吃素,是吃的儒家素。今天,吃的是佛家素。我吃素既不是要增加福德,更不是为了怕因果。如果吃素有一点点功德,这个功德就回向给我那个老同学—张起钧先生。因为不是他,我不会认识老师,没有老师,我不会有今天。

  从一九六五年吃素到今天,又已经有十六年了。

  心如墙壁

  下山以后,我曾经准备在老师住的附近,租一间房子,藉此闭关一些时候。但是我不能决定,我有很多问题挤在心里,我必须静静的单独默想,于是我就去住在旅馆里,那时并没有亲友知道我回到了台北,更不知我住在那里。只是回国时,托一位老朋友替我办理入境证,只有他知道我回来了,并且住在那里。

  在整整两天中,我不接电话,不接见人,一位蒋太太,得到我的行踪后,站在我的屋门外,哭求见我一面,并为我送来食品,我却毫不动心的硬是不理。我只是专注的清理心中的所有问题。我没有走下床,也没有盥洗,就只是坐在床上,把窗帘全拉起来,不吃不喝不点灯,只是静静的想,想过去所读的书,老子、楞严、论孟以及其他不能了解的一切问题,这些问题像电影似的一幕、一幕的显现,而我不必凭理解,也不靠思想,更不用分析,只是感觉的一一明白,这种意境很难解释,只是,我感觉到自己变得好聪明,仿佛那些问题不再是问题,几乎是本来就知道的。

  当时,心里充满了感激,感激释迦牟尼佛,感激南老师,我曾经写了一封信给我的女儿,告诉她,我的喜悦,我说:“粉身碎骨,难报师恩。”生我的是父母,给我第二生命的是南老师。在这几乎两整天的时间,那位替我办入境手续的朋友,对于我的自我禁闭,真是又急又气,最后他在门外下了最后通牒:“我给你办的居留只有十天的期限,你倒是延长?还是出院?必须说明白。假如以后发生任何后患,都必须由你自己去担当。”我只好把门打开。从门外射进的灯光里,他一见我,就说:“哎呀!你怎么变得像鬼一样?这是怎么回事?”我说:“我两天来,没有吃饭,没有喝水、没有洗睑,没有移动过。”

  他想把帘子拉开,我连忙说:“请先不要拉开帘子,我最好慢慢的见光。”这位朋友,急迫的追问著:“你到底是在这里搞些什么?”那时,我从心窝口到眉端,堵塞得满满的,就像是一堵墙,堵在那儿。整个人也像一堵墙,所以滴水不能入。

  我说:“我现在堵在心里有很多的东西,我自己也不知是留下来?还是走?目前,最不能解决的,是我心里头的这一堵墙,我自己都没办法思想。”他说:“你不会打电话,问问南老师,看怎么办是好?”

  我说:“南老师刚刚打完七出来,每一次打七之后,老师常说他就像去掉了半条命。所以,这个时候,我实在不忍心再去打扰他。”

  他就试著问我这些时候想到了什么问题,希望能说给他听。他并且要求开一盏灯,以便记下来。我把心里的一切问题,滔滔不绝的像倒水一样倾泄出来,等我把心里的话完全说出来,突然间,发现心理的这道墙,全消失了。现想一想,那是否是“心如墙壁”呢?真是非常可惜。

  从他进门,一直到说完,足足有两个半钟头,于是,我换洗一番,然后,我们就外出,吃我的第一餐素斋。然后和老师通了电话,报告他,我决定回菲律宾。

  老师嘱咐我:多珍重,常来信。我便飞回了菲律宾。

  我慢全消佛慢激增

  从打七时候起,即使我在禁闭期间,河车一直都在身体内转动,日夜不停的转,路线很清楚,力道很强。我可以随心意的让它倒转或顺转,不去理它,它也在那里转个不停。

  回到菲律宾,我先生看著我说:“你的神色好像有点不同。”我说:“是的,我好像整个的换了一个人。”

  他告诉我别后,在使馆和家中所发生的琐碎、烦恼的事。我听了后,竟然微波不生,只是说:“这并不是什么问题,算不了什么,丢开好了。”那时候,内心平静得很,不会生气,也不会激动,也不大愿多说话,更不愿多见人。

  这一次,我带回很多的经书,我贪婪的读书、沉思、默想、静坐。

  逐渐,从台北传来了我参加“打七”的经过。于是,佛教中人希望我能到庙里去讲经。我婉辞了,因为我不知道如何讲法。于是,他们要求我只是随便谈谈我的学佛所得。在瑞妙尼师的推动下,约集了一些居士到我的家里,大家谈谈佛法,越集人越多。瑞妙尼师终于邀集了几十个人联合写信给我,请我正式开讲心经。每月只讲一次,上午讲完之后,下午,他们便在电台用闽南语播放。一月一次,讲了一年才把这部心经讲完。因为人太多,家中容不下,所以只好把讲经的场所设在瑞妙法师的灵鸶寺大殿上。同时其他庙里的师父们也要我去讲经,我老实的对他们说:「我只读过两种经,一个是心经,一个是楞严经,我实在讲不出什么法,更是不会讲经。

  讲完心经,瑞妙尼师的主意办法很多,她又邀集几十位居士再联合要求讲楞严经。

  我向她开玩笑:“瑞妙师,你不要我讲楞严经,我会把您的庙拆了的。”她说:“没有关系,你就是拆了我这座庙,我也不在乎,只要你讲。”不料这番对话,竟成忏语,她竟被人诬告,惹了很大的麻烦,不能在菲律宾永久居留。但是她后来到了檀香山,又赤手空拳的盖了另一座庙。她的毅力,她的见解,她的气魄,都非常人所及。

  有一位有钱的华侨,有一天去庙里,正听到我讲经,他立刻提一笔钱送给我,算作对我的供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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