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对「政治人权」的看法

　　政治，一直是敏感的话题。有的人认为政治是龌龊、丑陋的，一提及便嗤之以鼻，避之唯恐不及；有的人则趋之若鹜，争相追逐，如蚁聚膻，如蝇竞血一般。为何对「政治」有着如此两极化的评价？

　　曾经有人将政治形容为「高明的骗术」，在权谋诈术的操弄下，多少国家沉沦灭亡？多少贤能志士牺牲？孔子当年因「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此周游列国；楚国的屈原，因为被奸臣陷害而含冤投江。许多文人「学而优则仕」，原本怀抱「济苍生」、「安社稷」，以身报国的雄心抱负，却因受到压迫排挤，壮志难酬，一个个退隐田园，如西晋的陶渊明，唐朝的李白、杜甫、陈子昂，宋朝的苏东坡、陆游、辛弃疾……他们的文学作品里，也留下了诸多政治黑暗、官场险恶的见证。

　　其实，政治的黑暗、丑恶，是现象，并非本质！

　　本质上，政治是人类的一种社会活动，它包含政府治理国家的权力，也包含人民管理政府的权力。「国家兴亡，人人有责」，所以，政治应是全民为国家兴隆、百姓福祉，而齐心协力的责任与行为。而且，越是清明的民主国家，就越重视人民的权利和权力，人权也更能伸展和受重视。

　　古代希腊的柏拉图，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他的代表作《理想国》，被公认是西方第一部政治理论经典。柏拉图认为「城邦」（国家）是放大了的个人，有什么样的个人，就构成什么样的「城邦」（国家），所以书中将政治、伦理、哲学、教育视为彼此相互依存，有着缺一不可的关连性、重要性。

　　过去，讲求仁义、伦理道德的儒家思想，在中国政治史上一直居于主导的地位。宋太祖赵匡胤的宰相赵普即宣称：「我以半部《论语》辅佐太祖打天下，以半部《论语》辅佐太祖治天下。」他认为《论语》里有丰富的治国思想与方法，每次一遇到治国难题，就回府闭门攻读此书，从里面寻找解决问题的良策。

　　不过，人性之贪瞋痴，要根本去除，并非易事；在这方面，佛教则具有净化心灵的教化作用，也有过不少具体的贡献。佛陀在世时，常对国王大臣说法，指引「治国之道」历代许多高僧秉持弘法济世的悲愿，关心国事，福利百姓。佛教不仅对政治有精辟的主张，尤其能辅助政治的不足，鼓舞人心向上、向善，具有积极、平等与包容、互摄、圆融的特质。从历史的记载里，可以看到佛教对于历朝政治的许多建设成果。而藉由政治的护持，佛教也得以弘传发展。政治与宗教，如同人身五官四肢的互用，具有相辅相成的功能。

　　星云大师本着度众的慈悲愿力，关心政治，关怀社会，他将人间佛教弘扬至全球五大洲，衷心祈愿的即是借着佛法的力量，能让世界每一个国家、每一个种族、每一个人，都能获得平安幸福。二○○五年十月，大师再次应西来大学之邀，前往美国为远距教学的学生授课。从学生的提问中，大师阐述政治运作所产生的各种利弊，说明佛教与政治的关系、佛教对政治的贡献；谈到对「人权」、「自由民主」的看法，对于敏感的两岸问题，大师也提出恳切中肯的箴言。

当天的座谈纪实：

　　时间：二○○五年十月八日晚间七时三十分至九时

　　地点：美国西来大学远距教学教室

　　主持人：星云大师

　　英文翻译：妙光法师

　　对象：西来大学学生及加拿大满地可、温哥华、美国纽约、圣路易、奥斯汀、休士顿、旧金山、佛立门、圣地牙哥、台湾人间大学等十个地区之数百名学生透过网际网路同步上课。

　　一、

　　有人说「政治」是最现实的，政治里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听起来好象政治是没有原则，只讲利害，是很反复、无情的。请问大师，「政治」的定义是什么？在一个宗教人士看来，政治的运作会有一些什么利弊、得失呢？

　　答：说到政治的定义，希腊哲学家亚里斯多德说：「人是政治的动物。」中国的孙中山先生则说：「政就是众人之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之事就是政治。」具体而言，凡行政上所施行的一切治国之事，概称为「政治」。

　　政治是社会组织重要的一环，世间上所有一切都与政治脱离不了关系，也没有一个人能离开政治而生存。因为人是群居的动物，不能离群索居；既然无法离开群众，自是不能远离政治而生活。然而过去一般人每一提到政治，总是将之与权术、谋略、党派、斗争画上等号，因此强调和合无诤的佛教徒，往往避谈政治，甚至在社会人士高唱「宗教的归宗教，政治的归政治」口号之下，更以远离政治为无求。

　　事实上，参与政治是国民的权利，除非是触犯国家刑法，被褫夺公权，否则即使出家众都须善尽纳税、服兵役的义务，也有选举、罢免等权利。也就是说，政府有治理国家的权力，人民也有管理政府的权力；尤其人生存在世间上，需要很多的自由，譬如人有居住的自由、信仰的自由、言论的自由、参政的自由等，如美国独立战争时派区克‧亨利（Patrick Henry）所说：「不自由，毋宁死。」

　　在各种不自由当中，以政治的不自由对人迫害最大。台湾之所以为人所称道，就是因为台湾人民有政治上的完全享有权，以及从政的自由权。台湾下至邻、里、乡长，中至县市议员、县市长，上至立、监委、国大代表甚至总统，大家依法都有选举或被选举权，这是民主国家的特征，也是民主政治的可贵。

　　政治最大的功能，乃在于能解决、保障人民、家庭、社会、国家的生存与安全。但是政治也有王道与霸道、仁政与暴政之不同，所以一个国家国祚的昌隆衰弱，人民的安危苦乐，和掌权者的施政态度有绝对的关系。国家领导者若实行仁政、王道，爱民重民，就能政通人和，赢得全民的拥戴；反之，倒行逆施，暴戾自私者，最后必定为人民所唾弃，终而走上灭亡之路。此即「得民者昌，失民者亡」，这个道理证之于古今中外历史，历历如绘。例如《史记》记载，周厉王暴虐，常大肆残杀无辜，虽然「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三年之后，仍被百姓群起放逐。再如秦始皇父子因肆虐百姓，大失民心，很快就失去天下。

　　反之，楚汉之争时，刘邦因得秦民支持，于是转弱为强，转败为胜，这就是孟子所说的「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唐太宗是中国历史上的明君，他在位期间，国家繁荣兴盛，内外升平，从《贞观政要》中可看出其「君道重在安民」等政治观，他曾对臣子说：「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他并举出隋炀帝由于荒淫残暴，征敛无度，导致「民不堪命，率土分崩」来与侍臣互相警惕。

　　所谓：「君舟也，民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历史的殷鉴不远，可是放眼现代，独裁、极权政府对人民控制压迫之例，也是不胜枚举。最典型的代表是纳粹的盖世太保、法西斯的黑衫军、苏联的格别乌（KGB），以及许多国家的特务，都是用残酷的手段、严密的监控来统治人民。

　　此外，政治上的弊端，再如苛捐杂税、严刑峻罚、贪污腐化、强征勒索等。也有所谓白色恐怖、屈打成招，或司法迫害、法律不公，致使人民冤屈无法伸张而怨声载道。乃至执政者朝令夕改，翻云覆雨，无信无义；或与黑道挂勾，道德沦丧；或借着政商合流，谋取私利，而罔顾人民权益，危及公共安全；或垄断媒体，致使舆论不彰……。甚至如恐怖分子的袭击，屡屡挑起人类的仇恨，引发死伤惨烈的事件和战争。

　　其他如日本企图掩灭其残暴的侵略史实而篡改教科书，乃至历年首相一再参拜靖国神社，不肯认错之举都是负面的政治态度。这些政治人物虽然一时显赫，为所欲为，但是禁不起时间的考验，当其下台或逝世后，往往「人亡政息」，个人所建立的政治体制也随之瓦解。

　　政治是一时的，道德、人格才是永久的。因此，孔子在《论语》里提到最理想的政治是「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他说：「政者，正也。」在上位者有道德，则「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如此，「政治道德」所展现的便是一种「政治力量」了！

　　好的政府是「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他们会为百姓谋取福利，如减轻税捐、加强建设、发展经济，让人民生活富足；提升教育、文化水准，尊重宗教，融和种族，建立和谐、安定的社会；培植山林，整治水利，重视环保，营造清净、健康的生活环境等等。

　　除了前面所言的唐太宗，三国时，以远见卓识辅佐刘备安邦治国的诸葛亮；宋朝时，为富国强兵而推行新法的王安石，以及「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等，都是忠心为国家社稷，以大公无私，宽宏气度来实现政治抱负的典范。

　　在佛教里，极乐世界是人所向往的佛国净土，在极乐世界里，「诸善上人聚会一处」，是一个政治永远清明的世界，不同于娑婆世界是个有好人、有坏人、有光明、有黑暗的五浊恶世，尤其只要一沾上政治，人性丑陋的一面便越发突显。明朝唐甄曾激烈发表「帝王皆贼论」，他认为：「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此乃人有私心，有权力欲之故，因此不论东西方，国家与国家、种族与种族、党派与党派之间，因政治权力引发的争战，可谓连年迭起，少有止息。尤其根据历史学家的研究，中国五千年的历史，只有九年没有打仗，所以谈到政治人权，我们要呼吁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士，大家修身正己，以诚心、正义、尊重、包容，慢慢影响世界政治人物，用舆论和各种方法，让从事政治的人知道和平的重要，从而提升政治道德，善尽政治责任。

　　二、

　　政治确实和每个人都有密切的关系。现在想请问大师，一般人常说「政治的归政治，宗教的归宗教」，宗教与政治真能完全划清界线吗？佛教在历史的长河中流传，是否与「政治」有过什么样的接触吗？佛教与政治的关系又是如何呢？请大师开示。

　　答：自有人类以来，就有宗教信仰，因为宗教如光明，人不能缺少光明；宗教如水，人不能离开水而生活，因此人只要有生死问题，就不能没有宗教信仰。

　　宗教与政治都是人类的社会活动，二者自然难以划清关系，只是过去一般人总秉持「宗教的归宗教，政治的归政治」，认为彼此应该各自独立、互不相干。实际上，「政教分离」这是举世都能认同的思想，但是政治与宗教彼此又能相辅相成，互补互需，这也是不争的事实，例如佛教能影响帝王的施政理念，辅助帝王修身、治国、平天下；相对的，佛教的弘扬，也要靠帝王的护持，才能普遍推广。因此自古以来佛教非但未与政治分离，而且一直保持良好的关系。例如佛陀成道后，游化诸国，经常出入王宫说法，开示仁王的治国之道，许多印度大国的君王如频婆娑罗王、阿阇世王、波斯匿王、优填王等，都受到佛陀的感化，皈依佛教，进而成为佛教的护法，他们将佛法的真理应用于治国安邦，福利百姓。

　　佛陀涅槃之后，印度的阿育王，原本凶恶残暴，皈依佛教之后，成为仁慈爱民的君王。他觉悟到以武力来统治国家，只能服人之口，唯有以佛法真理来度化世间，才能服人之心。因此，在他治理国政期间，每五年会派一批大臣，到全国各地去考察佛法传播的情况，并且在街衢要道设立许多石柱，上面篆刻佛教的经文，他认为佛法愈弘扬，国家就愈兴盛。后来的迦腻色迦王、戒日王、弥兰陀王等，也都遵循佛陀教法，以法治国，建立清明的政治，在印度史上写下辉煌的一页。

　　到了中国，历代的僧侣与帝王也常有密切的合作往来，当中有辅弼朝廷被尊为国师者，有出仕朝中为宰相者，如宋文帝礼请慧琳为宰相，日理万机，时人称为「黑衣宰相」；唐太宗向明瞻法师请教安邦定国之道，明瞻陈述以慈救为宗；明朝的道衍禅师，永乐皇帝爱其英才，敕令还俗辅佐朝纲，对明初的清明政风贡献很大。

　　佛教对国家社会的影响与贡献，除了和谐政治，再如帮助生产、开发交通、保护生态、利济行旅、文化建设、安住军民、兴办教育、医疗救济、财务运转、科技文学等。乃至佛教可帮助政治化导边远、消除怨恨、感化顽强，发挥慈悲教化的功效。尤其佛教的五戒，对安邦治国的贡献，正如《传戒正范》云：「若百家之乡，十人持五戒，则十人淳谨；百人修十善，则百人和睦，传此风教遍于宇内，则仁人百万。夫能行一善，则去一恶；能去一恶，则息一刑；一刑息于家，百刑息于国。其为国王者，则不治而坐致太平矣！」

　　佛教与政治的关系是彼此相辅相成的，政治在使一个国家人民走向繁荣、安定的大道；宗教则是政治前面的引导者。佛教与政治的关系进一步说，由于政治本身为了因应人事的变化，有时思想难免受限于「权」的制衡，而导致狭隘的自我主义，所以一个政治领导者，如果不能把施政的理念建立在道德上，不以佛教的慈悲心、缘起观为施政的准则，政治就会流于权术的运作，从政者便会被权欲所支配，而谋权夺利、互相斗争。甚至整个社会若不借助佛教的因果业报来教化人民，也难以安定人心，因为法律只能防止恶行，恶的根本则必须靠佛法的修行才能去除，所以有时政治力量达不到的地方，佛教可以弥补不足。

　　然而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其与政治之间有时候是政治希望借助佛教的辅助，所以帝王莫不尊崇有德高僧为国师，例如姚兴尊鸠摩罗什为国师；有的朝代是帝王采高姿态，希望佛教臣服在政治之下，遂与佛教产生敌对状态，故而有东晋慧远大师提出「沙门不敬王者论」的主张，认为「袈裟非朝廷之服，钵盂岂庙堂之器」。有的时候宗教与政治相辅相成和谐共存，但有时候也有民间宗教如白莲教，乃至太平天国的洪秀全窃用基督教之名，利用邪教摧倒政治的，也是时有所闻。有的时候政治逼迫宗教隐遁到山林里，如明太祖朱元璋对佛教的政策，不但禁止俗人进入寺院，同时也禁止僧侣与世俗生活接触；有的则是摆明了藉助佛教的帮忙，如唐朝神会大师帮助政府卖度牒，现在政府每遇有重大灾害，也总要佛教出面救灾。

　　总之，佛教与政治有如唇齿相依，关系密切。佛教教义与僧侣行仪可以影响帝王的政治理念，建立祥和社会；帝王的权势则能帮助佛教普遍弘传，净化世道人心。所谓「上行下效，风行草偃」，一个宗教的发展，如果有上位者加以弘传，则普遍而快；如果由下而上，要想普及于全国，若无一两百年，则不易竟其功，这就是佛陀临涅槃前将护法之责付与王公大臣的原因，有了帝王的护持，佛教才得以弘化天下，畅行无碍，此可证之于近代日本的圣德太子订定十七条宪法，明文规定日本世世代代为笃信三宝的佛教国家，所以日本的佛教直到现在依然非常兴盛。

　　甚至佛教从印度传到中国，之所以能枝繁叶茂，并且产生「佛教中国化，中国佛教化」的现象，除了高僧的弘传、译经的展开、大藏经的刊行、宗派的创立、教义信仰的普及，乃至僧团制度的不断革新等诸多原因之外，历代多位帝王对佛法的鼎力护持，也是一大助缘。

　　其他如泰国国王即位之前，必须接受短期的出家生活训练，等到出家人的威仪具足，佛教的慈悲精神具备，才能掌理政治；西藏一直实行「政教合一」，其他中南半岛的国家，如锡兰、缅甸、尼泊尔也都是「佛教领导政治，政治尊重佛教」；韩国亦曾以佛教为国教，并雕刻大藏经以救国。凡此都说明佛教与政治之关系密切，政治需要佛教的辅助教化，才能建立和谐安定的社会；佛教也需要政治的护持弘传，才能源远流长。

　　三、

　　刚才大师谈到，两千多年前释迦牟尼佛住世时，就经常周旋在国王大臣之间，为他们开示为政之道。能否请大师进一步说明，当初佛陀对政治有一些什么样的理念与教化？

　　答：谈到佛陀的政治理念与教化，令人感慨的是，翻开人类的历史，从古至今，世界各国的政治少有清明的时候，大都处在变乱动荡之中，原因是各阶级、各国家、各民族都是以自己的利益为出发点，对内自相残杀，争取领导；对外侵占掠夺，谋取扩张，在在处处显露人性自私贪婪的弱点！

　　佛教是个崇尚和平的宗教，佛教没有阶级和种族的歧视与斗争，佛陀当初打破四姓阶级制度，明白揭示民族的平等观，即是认为「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应一律平等视之。因此一如佛教的传说，如果悉达多太子当初不出家修道而接掌王位，便是一位英明仁慈的转轮圣王。所谓转轮圣王的政治，就是一种自由民主的政治，也就是行五戒十善的德化政治。

　　佛陀出身王族，对国家政治有透彻的了解，在《般泥洹经》里，他说：「天下多道，王道为大，佛道如是，最为其上。」佛陀的政治理想和宗教理想，是彼此圆融互利的，他认为唯有依循正法，政治才能达到理想的境地。换句话说，一个理想的政府，必须在国家、法律的秩序上，加上宗教、道德的规范，才能发挥仁王政治的理想。

　　佛陀对仁王政治的教化，普见于佛教的诸多经典中，例如：在《大萨遮尼干子所说经》里，佛陀开示：民心不安，是国家之危，所以领导者应常挂念百姓，如心系自己的幼子一般。在《如来示教胜军王经》中，佛陀告诉身为国王者：对于国内所有众生、僮仆、大臣，都应以「四摄法」来看顾摄受。在《长阿含经》里，佛陀说：「君臣和顺，上下相敬……若能尔者……其国久安。」在《佛说孛经抄》里，佛陀指出：「为君当明，探古达今，动静知时，刚柔得理，惠下利民，布施平均。」在《法句譬喻经》中，佛陀提出为王之道当行五事：一、统理万民，须公正公平，不能有冤屈之事；二、储备人才，要用心并给予教育；三、勤政爱民，广修福德；四、不听信谗言，而能察纳正直的谏言；五、节身自爱，不贪图享乐。在《金光明最胜王经》里，佛陀则说：「于亲及非亲，平等观一切，若为正法王，国内无偏党，法王有名称，普闻三界中。」

　　佛陀综观当时社会的状况，认为一国的兴衰与君主的道德有关：「君主贤能德政，则国运必昌，人民幸福；君主失德，则国运必堕，人民痛苦。」因此，佛陀为帝王订下应守的德目，如：清廉宽容，能接受群臣的谏言；肯布施，能与人民共甘苦；租税必依法征收；勤政爱民，谨持威严；审判必依法律，无私曲于其间；与群臣和睦，不与彼等竞争等。

　　除了国家最高领导者应具备慈悲、能力、公正、守法等条件以外，在《增一阿含‧细禁品》里，佛陀也举出执行政令的官员必须具有：不贪污、不暴怒、不诿过、不怪僻、不悭吝、不犯法、不磨人、不重税、不嗜酒、不好色、不自私等内涵品德，才能行法不悖，利益众生。

　　此外，《中阿含‧雨势经》中也记载了佛陀对政治的看法。有一次，阿阇世王要发兵攻打跋祇国，特地派遣雨势大臣向佛陀请教战略。佛陀知道雨势大臣的来意，故意对站在身后的阿难开示跋祇国所以富强的治国七法：（一）数相集会，讲议正事。（二）君臣和顺，上下相敬。（三）奉法晓忌，不违礼度。（四）孝事父母，顺敬师长。（五）恭于宗庙，致敬鬼神。（六）闺门真正，言不及邪。（七）宗事沙门，敬持戒者。

　　佛陀主张以议会制度，推行民主法治来决定全民的利益，一如今日立法院、监察院等也经常召开会议，只是早在二千五百多年前，佛陀已有灼灼先见之明了，所以英国政治名著《印度的遗产》一书中提到：「现代民主国家的会议制度，便是从佛教的思想中继承来的。」

　　其实，一个良好的政府不必然是全能的，但是必须导民以正。从以上诸多佛教经典中，可知佛陀心目中的理想政治是转轮圣王的仁王之治，他认为一个国家不可扩张武力去侵略他国，但是为了维护本国人民自由、平等、安全、幸福，必要的施政是可行的。

　　佛陀对于政府治国之道的精辟看法与理念，当今政治人物如果都能谨记在心，并且依之而行，应用于治国济民，那真是国家之幸，人民之福了。

　　四、

　　既然佛教徒关心政治已有佛陀身先表率，那么历代以来的高僧大德对政治的看法又是如何呢？他们是否也曾立下什么样的典范？请大师为我们说明。

　　答：前面提到，佛教的弘扬要靠帝王的护持，才能普遍推广；相对的，佛教则能影响帝王施政理念，辅助帝王修身、治国、平天下，所以佛教与政治的关系一直是密不可分。在中国，不但历朝设有僧正、僧统、僧录司等僧官制度，更有礼请僧人为国师而辅佐施政者，譬如禅宗的南阳慧忠禅师，唐肃宗、代宗都曾封立他为国师。华严宗三祖法藏贤首，唐高宗曾随他求受五戒，武则天请他至宫中宣讲华严要义，法藏为了让武则天明了「体相用一如」的道理，就近取譬宫门一对金狮，成就《华严金狮子章》的伟大著作，使华严宗在唐朝大放异彩。而四祖清凉澄观更是受到代宗、德宗、顺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等皇帝的崇敬，被尊为七帝国师。

　　唐朝的悟达国师深受唐文宗敬仰，宣宗即位后，更颁赐紫袈裟，并且敕封为三教首座，他曾襄助宣宗复兴佛教，功绩炳然。隋唐时的玄琬法师受朝廷礼请为太子太傅，以「行慈、减杀、顺名、奉道」四事，教导东宫太子未来掌政爱民之方。其他如宝志禅师为梁武帝的国师、玉琳国师为清顺治皇帝的师父、天台智者大师受到隋唐两代帝王的尊敬等。以上这些大师都是抱持方外之士的超然胸怀，以佛法智慧，为国家的安乐、人民的幸福贡献宝贵针言。

　　此外，历代对国家政治深具影响力的僧侣，诸如西晋末的佛图澄，他度化残暴杀人的石虎、石勒，解救生灵无数，二石尊之为师，时常请教社稷大事。佛图澄的弟子道安大师，是姚秦苻坚以十万大军征讨襄阳时希望求得之人。当时有位博学广闻的习凿齿，以文名著称，其辩才早已名满天下。在道安抵达襄阳之前，习凿齿已久闻道安之名，特意修书通好并前往拜访，他自我介绍：「四海习凿齿。」意思是四海之内多闻我名，道安应声回答：「弥天释道安。」即普天之下，相信佛法、有道就能平安。两人机锋相对，可谓禅意盎然。

　　道安大师后来劝谏苻坚休战，让众生免于涂炭。再如唐朝玄奘大师，他在主持译经大业的同时，并经常随驾高宗左右，接受谘询国事。玄奘大师圆寂的时候，唐高宗罢朝三日，悲恸地对大臣说：「朕失去了一件国宝！」玄奘大师受到朝野仰崇之深可见一斑。

　　皇帝是政治上的国王，影响于一时；出家人是真理上的法王，影响于万世。隋文帝曾经赞叹灵藏律师：「朕是世俗凡人的天子，律师你是求道学法者的天子；律师你能以佛法度人为善，而朕只能以法令禁人为恶。」南宋高宗曾礼请法道禅师入朝共谋国事，贡献计策，稳定军机；曾经一度为禅僧的刘秉忠，元帝入主中原后，特别征召他出仕为相，刘秉忠为了保全汉人的生命财产，免受无辜的杀戮，乃挺身而出，立朝仪，订制度，推行汉化，延续了汉民族的生存；元代至温禅师，由于赞助王化有功，世祖敕封他为佛国普安大禅师。

　　历代的高僧大德虽然不像帝王将相直接掌政，但是爱国之心和一般人是相同的，他们以佛教的高超教理来净化人心，改善风气，为社会提供心理建设、精神武装，给予社会大众苦难时的安慰，失望时的鼓励。只是长久以来许多人对于僧侣关怀政治总是抱持不正确的观念，认为出家人不可以问政，不能关心政治，其实政治既是众人之事，佛教徒关怀社会，岂能不关心政治？因此即使佛陀也曾说过自己是「众中之数」，乃至观世音菩萨以三十二应化身游诸国土，度脱众生，其中即有国王、宰官、大将军身，以其政治身分，为众生创造富足安乐、无有怖畏的人间净土。所以佛教徒参与政治，本着爱国爱家及关怀一切众生的悲心，怀抱淑世济人的圣贤之心，从事政治的事业，又有何不可呢？

　　是故针对常有人问：佛教徒可以从事政治吗？答案是「可以」！因为从佛陀为国王们讲说转轮圣王的理想政治，以及历代国师们以佛法的智慧辅佐帝王治理国家，在在都证明佛教徒可以参政，但不必直接干治的中道思想。佛教徒如果能本着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菩萨精神，从事政治的事业，更能扩大心胸，为众谋利，这是不容置疑的。

　　五、

　　大师，您提倡人间佛教，一向都很积极地走入人群，主动关怀社会与时事，但大师对政治又一贯保持超然和超越的态度，是否这就是所谓「问政而不干治」呢？请大师开示。

　　答：人在社会上谁也脱离不了政治，佛教徒虽不介入政治，但关心社会，关心政治，「问政不干治」是佛教徒对政治的态度。也就是说，佛教基本上是超越政治的，但对社会大众的关怀，仍不失其热心，只是不直接接触行政工作，这也是佛门一向主张的「问政不干治」。

　　我对政治与宗教的看法，一向主张「政治权力方面，宗教徒不沾边；宗教灵修领域，政治也不要干涉」。例如我开创佛光山，或在全世界建设一、两百座道场，十方善施协助之外，从来没跟政府申请过一毛钱来补助设施。我认同太虚大师的「问政不干治」。「政治」两个字，「政」是众人的事，「治」是执行、管理之意。问政就是可以担任议员，关心国事，给予建议，但是不要当警察局长或乡镇长等，直接参与政治。目前台湾社会混乱，是非、法律不张，我也不赞成出家人参选民意代表，但可推荐正信的佛教徒参选，因为总要有人来关心国事，改革政局。

　　像现任西来大学的教务长古鲁格，他是斯里兰卡人，过去曾是代表斯里兰卡国家政府驻联合国的大使。刚才上课前我问他：「目前斯里兰卡佛教与政治的关系如何？」他说：「斯里兰卡有两百多个国会议员，其中有九个是出家人，都是很优秀的议员。」我开玩笑说：「你们南传佛教比我们北传佛教进步，我们在台湾的立法院还没有九个议员呢。」宗教不能离开国家，不能离开政治，出家人可以不做官，不管理政治，但是不能不关心社会、不关心民众，因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不管什么身分，每个人民对国家都不能置身事外。

　　出家人虽然出家了，但是并不意味出国，并没有远离自己的国家邦梓。爱国不分你我自他、方内方外，为政不必高官厚禄，权力在握，我想爱国没有错误，没有国家民族观念才是罪过。国家需要广大的佛教徒投入问政行列，以佛教的高超教理来净化人心，改善风气，维持社会秩序。何况佛门广大，如阳光普照、天雨润泽，不会拣择是大树或小草。贩夫走卒、贫苦困顿者，我们都会心生悲悯，希望他们能得到佛法的滋润，重拾生命的力量和喜悦，何况政治人物？佛教不会舍弃任何一个人。而且，如前面所言，在上位者如果有宗教信仰，明因果、知取舍，对国家、对百姓更有正面且巨大的影响！

　　这几十年来，和我接触的政治人物不少。一九九六年五月，美国前副总统高尔访问西来寺，晤谈中，这位和善的政治家表现出对宗教和移民的高度支持与关切，他赞许佛教的合掌，认为此动作代表了合作、团结、互助与包容。一九九八年五月，我到马来西亚弘法时，与他们的首相马哈迪会晤，他认同佛教的慈悲心、平等观，并提出人类也应有相互关怀友爱的情操。

　　二○○一年八月，当时任高雄市长的谢长廷先生，因看到《仁王护国经》里「若国欲乱，鬼神先乱；鬼神乱故，即万人乱。当有贼起，百姓丧亡」的句子，深感净化心灵的重要，于是率同一级主管到佛光山进行「净心论政之旅」。那时，我提供「以众为我，就能解决问题；以退为进，世界将更宽广；以无为有的胸怀，拥有更多；以空为乐，更能自由自在」的观念，作为他问政管理的参考。

　　另外，台湾亲民党主席宋楚瑜曾说，从我身上学到「老二哲学」，他要效法出家人，以众生为念。陈水扁总统曾三度访问佛光山，他说我勉励他「有佛法就有办法」、「国内政局要安定」，有助于「九二一」灾后重建及两岸问题的处理；也表示全民应推行和实践我提倡的「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三好运动。还有，二○○一年，我应邀至总统府演讲，也提出：「对经济的复苏，企业要大小共存；对社会的治安，全民要同心协力；对族群的融和，大众要互相尊重；对国家的未来，眼光要瞭望全球」四点意见，作为大家未来努力的方向。

　　〈龙舒增广净土文〉言：「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我们生存世间所承受的四种恩德，其中之一便是「国家恩」。每个人都需要国家政府来保障生命财产的安全，所以平时有力量者帮助生产，有技能者提升科技建设，有智慧者建言国是，有财力者广结善缘……，每个人都应该在自己的岗位上尽忠职守，以报答国家覆护之恩。

　　佛教与政治之间有如唇齿相依，彼此脱离不了关系。证诸历史，佛教愈弘扬的时代，国运就愈昌隆；同样的，国家富强，政治清明，佛教才能兴盛。因此，身为国民，大家都应该关心国家大事；身为宗教家，更应为全人类福祉尽心尽力，不但不能置身事外，而且应该积极关心，直下承担，这才是人间佛教菩萨道的实践。

　　六、

　　请问大师，佛教与政治的关系既是如此密切，两者之间是否有一些什么样的异同或是主从的关系吗？

　　答：说到佛教与政治的异同，早期我在各地讲演，后来结集出书的《讲演集》，里面有一篇〈佛教的政治观〉，谈到二者的不同，我曾列举数点，大意是：

　　政治是管理众人，维护社会秩序的团体。

　　佛教是教化众生，净化社会人心的力量。

　　政治希望人人能够安和乐利的生活。

　　佛教要求人人能够慈悲喜舍的做人。

　　政治是重视法纪，要人人守法。

　　佛教是慈悲忏悔，要人人自律。

　　政治是维护治安，保卫国家。

　　佛教是救苦救难，拥护国家。

　　政治重视才干机变，以力服人。

　　佛教重视戒律因果，以德服人。

　　政治对于功和过，重在事后的赏罚。

　　佛教对于善与恶，重在事前的认知。

　　政治是权法，因时、因地、因人而制宜。

　　佛教是实法，因教、因法、因理而肯定。

　　政治是曲线的，曲而求远，人人平等。

　　佛教是直线的，直指人心，见性成佛。

　　政治重视实效通行，即日成办。

　　佛教重视远益利济，普度现未。

　　政治的世界和平，是理想目标。

　　佛教的净土共生，是行愿完成。

　　政治以财力、军力、权力，治理国家。

　　佛教以德力、法力、心力，辅助国家。

　　政治从外做起，要求人民修身守法。

　　佛教从内做起，要求人民修心守道。

　　政治要求人人奉行四维八德，以家齐国治。

　　佛教要求人人实践五戒六度，以自度度人。

　　这是从佛教与政治的定义、教化、目的，以及执行方式等来作比较。表面看来，两者有极大的差异，实则可以相辅相成，相互融通。例如佛教虽明诸法毕竟空寂，实相无相，但在教化时，会随着众生根机而有许多权巧方便的施设。如《杂阿含经》里记载，有位御马师问佛陀，身为「无上调御丈夫」的您，以几种方法来调伏众生？佛陀回答说如同调马一样，也是以柔软、刚强、刚柔并用三种方法来教化众生。

　　所谓「爱的摄受」与「力的折服」，这种刚柔并用的教化方式，和政治上「宽猛相济」、「王霸兼综」的政策并无二致，同样是管理众人之事。只是不同的政治理论，不同的治国方法，当然也会产生不同的政局。大体上，「四维八德」仍为治国修身之依循准则，在这方面，佛教所制订的「五戒」，更能作为修心养性的指引，不同于外在的规范。乃至佛教的一切教理都是「直指人心」，让人们发觉本自具有的清净善美的真心，进而以四摄六度等菩萨行法自度度人，共同营造美满和谐、富足安乐的国土。

　　不论身为哪一国的国民，一定有行使政治的权力，都是「政治人」；如果接触佛教，成为信徒，就成为「佛教人」。两者重迭，会产生相加相乘的强大力量！

　　至于主从关系，我想佛教与政治应无主从之分。不过「形为心使」，佛法即「心法」，在一切有为法中，「心」具有主动、主宰的支配力，如《华严经》言：「心如工画师，能画种种物。」此心能上天入地，会行善造恶，我们若能明白自心而实践此「心法」，在待人处世，乃至齐家治国就非难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