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放生传统

　　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前，汉人已有放生的习俗。《列子·说符篇》记载，赵国邯郸城民众在正月初一贡献斑鸠给赵简子，赵简子每每都在厚赏民众后，将斑鸠放生，以示诸侯有好生之德。（《列子·说符篇》：“邯郸之民，以正月之日献鸠于简子，简子大悦，厚赏之。客问其故，简子曰：正旦放生，示有恩也。”）西汉时期在正月初一有放生鸟的习俗，传说这是因为楚汉战争时期，刘邦为了躲避项羽的追捕而藏到一个井中，藏好后有几只鸟飞到井边栖息。追兵看到井边有鸟就不怀疑刘邦藏在里面。刘邦躲过此难，就规定每年的正月初一放生鸟类，以示不忘救命之恩。

　　在佛教的影响下，放生和护生的观念逐渐为社会各阶层所接受。一些信佛的封建帝王大力提倡放生和护生。《魏书·释老志》曾记载：北魏延兴年间，退位的魏显祖拓跋弘在猎鹰的过程当中，擒获了一只鸳鸯，它的伴侣虽未被擒，却绕着它悲鸣不合离去。拓跋弘就下令将那只鸳鸯放生。南朝时的梁武帝萧衍特别崇尚佛教，自己终生素食，并大力推行素食，可以说对中国佛教素食传统的形成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他以佛教徒和皇帝的双重身份，接连颁布“断酒肉文”、“论酒肉敕”、“喝断肉律”、“禁牺牲文”等诏令。既用佛教戒律，又用强制的行政命令，禁止食用酒肉，甚至不许用畜禽作为祭祀用品，这对护生有极大的帮助。隋文阐扬释门护生之义，于开皇三年(583年)立敕，规定了“长月断杀”之制：“其京城及诸州官立寺之所，每年正月、五月、九月，恒起八日至十五日，当寺行遍其行道之日，远近民庶，凡是有生之类，悉不得杀。”(《全隋文》卷3)每年三长月，每月八天，一切僧俗不得杀生。这实际上是一场全国性的保护动物的活动。唐代统治阶级也大力提倡释门的护生观念。唐肃宗在乾元二年(759年)的时候曾经颁布圣旨，在全国81个地方设立放生池，蓄养鱼虾之类，禁止人们捕捉，当时著名的书法家颜真卿还为这些放生池专门书写了碑文。宋真宗在天禧元年(1016年)曾下诏重修天下放生池，并禁止在淮州郡淮水上下五里内捕鱼。还有一些帝王是因为大臣的上谏而放生。史书记载开元年间，唐玄宗曾派宦官到江南捕捉奇禽异鸟，供园池之玩，遭到汴州刺史倪若水上疏谏止。玄宗下诏嘉奖倪若水，赐给他40匹绸缎，并把捕来的鸟全部放生。宋徽宗也喜好驯养禽兽以供赏玩，宣和年间，宫里设有“禽苑’，专门笼养四方上贡的珍禽异鸟，是一个飞禽公园，后来为谏臣所劝止，宋徽宗将这些飞禽全数放生。

　　由于放生既源于我国古代民俗，又有佛教经典的依据，因此放生在我国民间和佛教界均有相当深远的影响，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有关放生的诗文。宋代陆游诗云：“血肉淋漓味足珍，一般痛苦怨难伸。设身处地扪心想，谁肯将刀割自身?”元代赵孟頫诗：“同生今世亦有缘，同尽沧桑一梦间。往事不堪回首论，放生池畔忆前愆。”这些诗文寓意深刻，发人深省。一般说来，放生是寄托着深厚的佛教意蕴，因而是十分庄严的，但在其传播过程中亦出现了一些与放生塬旨不符的流弊。比如，放生中出现重虚文而不重实质的现象;又比如，一些人专门从事捕捉禽兽鸟鱼，以供放生之用。基于此，歷来放生均提出一些注意事项，其要大抵为：第一，放生无定物，即无论陆走飞禽，量力买放;第二，放生无定日，虽有的规定每月一次或佛诞日举行，但万不可限定时日，以免有人专门于此日前大量捕捉生灵;第三，放生无定处，即不要受仪规的束缚，遇有特殊情形，即可随处放生，只要称念佛号加以接引即可，不一定要举行完整的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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